在传统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默顿将科学共同体内部理想化的行为规范概括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科学的精神气质。这些理想化的社会规范可以归结为客观性原则：科学共同体应该通过客观而无偏见的研究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性原则的潜在价值预设是：确证无误的知识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因此，虽然科学的精神气质只是一些理想化的规范，但在以纯粹的求知兴趣和欲望为导向的所谓学院科学时代，它们既是科学共同体用以自律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成为科学共同体对外捍卫其自治权的出发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道德自律进一步拓展为科学研究伦理。当前，科学研究伦理主要关注的是“科研诚信”和“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涉及数据处置、利益冲突、人类主体、动物福利、不端行为、出版规范、同行评议、师生关系、合作研究等。这种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诚信和责任的科研伦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自律。但实际上，由于科学不再是纯粹学术活动，基于科研诚信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的科研伦理，虽然对抑制伪造、篡改和剽窃等易于界定的不端行为比较有效，却难以应对科学的社会运行中所面对的各种价值冲突和伦理抉择。

 

为了顺应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科研伦理应该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自律拓展为科学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约束，而这种相互约束的基础就是利益相关者获取与发布信息的权利——信息权利。在当代科学的社会运行中，信息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科学潜在的难以驾驭的巨大力量和难以预见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科学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只有通过信息披露和专业解读，才能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来自科学的伦理挑战；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专业化分工日趋复杂，在专家与公众甚至不同领域的专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日益严重，很多人们过度关切的科技伦理问题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误解和心理焦虑不当放大的结果。因此，要建立一种较科学共同体内部自律更为有效的科研伦理，首先应该打破这种信息不对称，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与发布信息的权利，建构一种基于信息权利的科研伦理。

 

如何建构一种基于信息权利的科研伦理呢？首先，要将信息权利视为一种自然权利，以此凸显信息权利在科技时代的重要性。在科技时代，科学应用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人类都成为科学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当代社会因此演变为风险社会，地球生态系统也变得十分脆弱。面对这些巨大的难以预见的风险，如何在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共生中使可能的危害最小化成为科研伦理遭遇的最大挑战，而信息权利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最基本的前提。

 

其次，要认识到信息权利不仅是一种消极权利还是一种积极权利。鉴于科学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若仅仅将信息权利视为一种不得加以干涉的消极权利，很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权利难以实现，因此，应该进一步将信息权利界定为需要信息拥有者主动提供的积极权利。

 

第三，在信息权利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动态的科研伦理机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权利的实现为各种层面的对话、沟通与共识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建构一种动态的科研伦理机制：（1）把握事实，即具体准确地把握科研伦理问题中所涉及的特定的科学事实及其价值伦理内涵，分析其中涌现出的价值冲突与伦理抉择的实质，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与出发点；（2）寻求中间创新，即在把握科学事实与伦理实质的基础上，在折衷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选择，寻求克服、限制和缓冲特定伦理问题的替代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方案；（3）进行评估，即在尊重科学事实和廓清伦理冲突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研究与对话对替代性的科研与应用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4）动态行动，即在评估与选择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根据科技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