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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认的最科学准确的认定方式和备受研究人员推崇的检测手段,DNA检测技术在现实生活应用中却屡屡碰壁。
DNA寻亲:想说找你不容易
 作者:李晨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8-21 0:1:22 小号字 中号字 大号字

 
坐落在陕西榆次常家庄园里的常氏宗祠,保存着常氏家族最完整的家谱
 
摄影/杨林静
 
近日,我国第一个专门服务于失散人员的“寻亲基因数据库”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成立。一时间,有关“50万失散人员有望找到亲人”的说法屡屡见诸报端。然而,记者在采访寻亲基因库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时却了解到,这个旨在帮助寻亲双方找寻亲人的机构,目前却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困扰。基因库现在仅收集了500多份基因样本,距离让50万失散人员找到亲人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吉思汗后裔:
 
DNA检测自摆“乌龙”
 
“目前,技术上不存在难点。”于晓光告诉记者说。基因寻亲技术是基于亲子鉴定和亲缘认定的:常染色体STR技术专门用于亲子鉴定;YSTR技术用来确认父系关系,如叔侄关系、祖孙关系等;还有线粒体技术用于同一母系的认定,如外祖孙关系。基于上述3种技术,基本上可以满足现在寻亲的需要。
 
DNA是人体遗传物质,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有核细胞当中。父代和子代的遗传都遵循同样的遗传规律,而DNA检测正是基于常规遗传学的原理,即利用物理生化手段,对检查结果进行复权概率、亲权指数的运算,从而得出准确结果。它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能够以99.99%的准确率达到唯一认定的手段。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专家也肯定地表示,DNA检测在目前亲子鉴定和亲缘认定方面,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常规DNA检测的样本涵盖面广,血液、血痕、带毛囊的毛发、口腔黏膜细胞、肌肉、牙齿、骨骼、胎儿组织或者绒毛组织都可以作为样本。除去提取方法的差异,各类型样本在准确性上完全相同。
 
然而,作为公认的最科学准确的认定方式和备受研究人员推崇的检测手段,DNA检测技术在现实生活应用中却屡屡碰壁。
 
2006年5月,众多西方媒体刊登了“牛津教授利用DNA检测在美国发现成吉思汗后裔”的报道,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发布,并请出资深专业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评析。部分媒体甚至由此开始关注是否有更多的成吉思汗亚洲以外后裔的存在。
 
一位是曾经叱咤风云、统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首领,一位是名叫鲁宾逊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会计学教授,原本时空相距甚远的两个人,因为DNA检测牵上了关系。此项检测结果由英国的牛津祖先基因检测公司发布。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赛克斯是该公司创办人。公司2004年启动了名为“Y-Clan”的服务,专门为确认成吉思汗后代而设计。通过比对鲁宾逊的DNA样本发现,在他Y染色体的9个基因标记中,有7个基因标记与成吉思汗相配。赛克斯教授认为这足以宣称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然而事隔一月,美国休士顿的族谱DNA检测公司的DNA检测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检测报告断定:鲁宾逊Y染色体族谱和成吉思汗属于不同的分支,因此他不可能是这位蒙古大汗的后裔。
 
族谱DNA检测公司称,检测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牛津祖先基因检测公司忽略了对缓慢突变区段的检测。族谱DNA公司因为发现在快速突变的DNA区段中,有一个基因特征让他们十分困惑,于是又进行了更昂贵的缓慢突变区段检测,才让真相大白。族谱DNA公司责任人介绍,即使在快速突变区段发现了10个完全相符的基因特征,只要在缓慢突变区段发现1个不符,就足以否定两者间关系。
 
一场由DNA检测引发的世界性话题,在经过更全面的技术检测、得出更科学的定论后渐渐平息。这场前后结论迥异、自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后裔事件,使得人们心中对DNA 检测在实际运用中的准确性画上问号。
 
孔子世家谱:
 
DNA检测遭遇伦理难题
 
孔氏族谱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家规定约。1996年,孔家德字辈兄弟在曲阜发起召开了孔子家谱第五次续修工作筹备会议。在家谱的修订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难题:那些既没有支谱又没有辈分,连代次都不知道却又想入谱的后人如何能证明自己是孔子后裔?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专家支招:DNA检测。
 
据专家介绍,检测原理非常简单:只要分析几个孔子嫡系后裔的DNA信息,建立一个分析数据库,检测者提取人体细胞当中的DNA与孔子嫡系后人的DNA比对,就能确定是否真是孔子后人。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邓亚军当时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建立孔子后裔DNA分析数据库。
 
邓亚军说,要建立DNA分析数据库,首先要找至少5到10个孔子嫡系后裔,对他们的DNA进行分析并保存。数据库最好保存有包括现存的每一代中至少一位孔子后裔的DNA数据,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能够使数据更加准确。只要抽取一些常规样本,通过对Y染色体的比对,就能确定是否是孔子的后裔。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一直从事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的姓氏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生物学遗传标记,中国有4000多个姓氏,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父系社会,中国人又基本上都随父姓。这个规律从遗传学角度上看很有意义,因为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Y染色体是决定男性性别特征的一组数据信息。所以,在理论上具有同一姓氏的人群,拥有的Y染色体很可能是一致的,在他们的Y染色体里也可能会有相同的DNA数据信息。
 
但是利用DNA技术寻根认祖是值得商榷的。袁义达经过多年调查发现,一个大姓可能有上百个来源,比如说中国第一大姓“李”,有些是来自“嬴”姓,有些是来自“赵”姓,唐朝时“李”姓被李世民分赐给了开国元勋,甚至在后魏时期,有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由此李姓才逐渐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姓,姓氏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同一姓氏的人之间并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
 
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在操作时往往会遭遇现实的困境。于晓光告诉记者说,对于孔子后人DNA检测在技术上没有困难,但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认孔子嫡系后人?如何确定DNA比对的标准样本?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检测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孔子嫡系子孙延续了两条发展线路。曲阜是孔子的故乡,但南孔的所在地衢州,也是孔子嫡系后裔的圣地。因此南孔和北孔究竟谁是孔子的真正后裔,也是孔姓家族、包括其他人在内一直在争论的事情。
 
恰恰是因为孔子嫡系后裔之争,最终《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正式拒绝了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建立孔子后裔DNA分析数据库的建议,《民国谱》和孔府博物院档案馆保存的部分资料仍然是认证工作最主要的依据。
 
寻亲基因库:
 
数据太少制约功效发挥
 
“基数越大、信息越足,功效将会越大。”在谈及寻亲基因库的功效时,于晓光说:“按照统计学,在中国这样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找一个人,数据库中至少需要上万个数据,才能初步达到效果。”而数据库目前收录的样本只有500份,远远达不到最低标准。
 
谈起寻亲基因库的建立初衷,于晓光说,2004年印尼海啸,泰国之行让他们亲眼见到众多遇难者,切身感受到建立基因库的重要性。回国后,他们开始着手基因库的筹备工作。“今年发生的日本遗孤寻亲事件,建国前的战乱导致众多家庭失散,多年后许多人回大陆认亲却无从下手。这些都是促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基因库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晓光说。
 
而促成建立寻亲基因库的最大动力是今年5月在江苏宜兴官林镇举办的寻亲大会。上世纪中期,自然灾害使得我国各地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粮荒,尤其是人口稠密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许多农村家庭在不能满足全部成员生存需求的情况下,将年幼子女遗弃在城市之中,而当地福利机构却无力抚养所有弃婴。在国家统一调度下,大批江南地区弃婴被送至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山东乃至江苏北部等省份和地区。据保守估计,我国此类人口将近50万人。
 
目前,这批孤儿多已年届花甲,对故乡亲人的探寻使得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寻亲浪潮。民间自发组织的寻亲会也应运而生,官林的寻亲会就是其中之一,部分寻亲者也成为“寻亲基因库”的首批DNA信息录入者。
 
于晓光说,基因库的原理非常简单:将寻亲者的DNA样本分析后录入专门的数据库,计算机系统会根据寻亲者提供的信息定向搜索,逐步缩小寻找对象的范围。寻亲者染色体中的16个位点会与数据库中每个人的16个位点进行比对,如果这16个位点都完全吻合,那么寻亲者就找到了亲人。这种DNA鉴定的准确率高达100%。这种寻亲方式既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又能够避免给众多寻亲者造成感情伤害。
 
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失散人口基因数据库”。将因自然灾害、海难、空难及其他不可知因素造成的失踪人口信息全部录入其中,并由政府出资维护数据库的正常运行。在英国,高达6%的人口信息记录在“失散人口基因数据库”中。而目前在我国,加入“寻亲基因库”的费用只能由寻亲者自理。
 
检测收费是令众多寻亲者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亲子鉴定的收费金额是800元,亲缘鉴定的价格是1500元。于晓光感慨地说,许多寻亲者宁可每年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东奔西走,也不愿交费录入DNA信息。资金瓶颈制约着基因库的规模,而基因库的规模又与其成效直接相关。照此发展,寻亲基因库不知何时才能真正高效运行。
 
(本报实习生程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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