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首先是要识字，今人读小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从“山、水、田、狗、牛、羊”读起的，现在大约会更符合于中国字的造字过程。中国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学来写来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们是从单音语产生的单音字，没有字母，但有笔划，它们的发展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古代小学是从用“六书”的造字方法入手的，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这6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中国字和中国历史一样，是持续发展至今的，从几百字、二三千字，发展到如今的连俗字、简体字、新造字在内，已达5万多字，还是用同一种方法。这5万多字的水平，见于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院士的遗著、周培源院士为他作序的《新部首大字典》。它成为一种文字学的必备工具书，虽然初看令人吃惊，但细想起来，它是一个真正学者的苦心孤诣。

 

象形字，如日、月、山、川、田等等；指事字如“一”下一人形为“天”，“日”在“一”上为旦等等。这是最先造出来的基本字，后来才发展到后面4种。凡其他，作者们可以查看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部首和《康熙字典》，逐渐体会。总之，不识的字，都要先查字典，尤其是草部、木部、麻部等与草木有关的字，我们预备分别摘出，供作者查找，这是中国语言学里的文字学和字源学的基础。总之，中国字是从甲骨、金文（钟鼎）、大篆（石鼓文）、小篆（李斯）、隶字（两汉魏晋，包括草隶），发展到真字（楷书）和草书，以及印刷术兴起后的宋体，其象形指事等最初造字痕迹，几乎不可辨认了。

 

小学里还包括音韵学，如各字下，字典中凡古一些的都注有“反”或“切”，它是用前一字的子音和后一字的母音合为一新声，如“茄”，革遐“反”或“切”。

 

语音在中国至今还在不断变化。例如古音有八声，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这种八声，现只保留在广东话里，到了北京，语音只有四声，即阴阳平、上、去，入声字归入以上三声。古音中还有平上去声，收“m”音尾的，入声字，都收“p,t,k”音尾，这也存在于广东语里。

 

字义也是一样，古义每字只有一个意义，以后逐渐引申成多义，所以一方面一字多义，另一方面则有多字一义。所以读古书，需要讲求“训诂”，“训”是字义，“诂”是字解。这个字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是让人头疼的事。每一本书，特别是儒学的经典，自汉代从董仲舒起，建议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封建思想得到统一，百家之言尽废，而许多议论和客观事实都被挤到杂家杂说里面，所以才有五四运动，才有“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反击。现在正在将儒家归入诸子行列，似乎正在将中国传统的四部（即经、史、子、集）改变为史、子、集、丛四部。

 

总之，上述的小学，是读古书，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明的必要的第一步，不要让浩如烟海的古籍变为一堆废纸，而要从中披沙拣金。

 

二、宋以后的古文并不太难读难懂，特别是唐宋八大家。起自中唐的韩愈（字退之，追封文公），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中唐柳宗元，较韩愈稍晚，字子厚，因他长期被贬在柳州（今广西柳州），常称为柳柳州。北宋的苏轼，即苏子，自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也是终身被贬的，死在海南岛，我有一本有标点的《苏东坡集》，是全集，包括志林等等。欧阳修，也是北宋江西庐陵人，和苏轼一样，死后都被封为文忠公。这四大家都精于书法。

 

学古文，包括断章句、标点，都应先读《古文观止》中所选的这4个人的文章。如韩愈的《进学解》、《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等等，都选入了《古文观止》。原都有更易懂文言的注解，现在是否有白话译本，可上书店去找，要从中逐渐体会古文文法、句法、章法，特别是那“之、乎、者、也、矣、兮、哉、耶”的结尾词、连缀词，从语气含义去了解。

 

三、初盛唐（包括李白、杜甫的文章）上溯至魏、晋、南北朝（即“六朝”）这一时期的文章，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骈文，又叫赋体、选体或四六（意即以四字句或六字句各为对，又称“骈四、俪六”），讲究对丈、韵律，好用典故，比较难懂，也不必学。《古文观止》中选有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李华的《古战场文》等等，虽不太好懂，但有韵律，常押韵，朗朗上口，有幼学根底的可以记、背，但不必学，只宜浏览。专研究其字义、修辞、用典的就叫“选学”，因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专收各种骈文（骈俪）、辞赋而得名，但《草木典》等的“艺文”部分收有不少，查查可以，不宜深究。鲁迅称那时候的“选学”学者如黄侃（季刚）为“选学妖孽”。

 

四、凡读古书，须要先知道历史，有了“史识”，也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才能从沙里淘出金来。历史需要“倒过来”读，或“抓两头，带中间”式的读法，先从清史读起，从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读起，弄明白从封建社会怎样蜕变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大典”不收辛亥革命以后的书。但近现代史和中国通史的一些好的课本，如范文澜的，先浏览一遍，以了解概况，知道各种事物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再读史记和白话史记、汉书（如有白话译本更好），结合起来读。

 

搞我们这一行的，选择经籍志、艺文志、食货志和有关列传来读，帝王世纪“世家”等等不必读。按通史里所载大的事物来读，有的放矢地读，自非历史学家，只注意本门科学的实物，寻根究底。

 

五、读古书最麻烦的是假借字或通假字，即前文“六书”里的假借，也叫通假。说白了，就像现代人用微机，偶然一两个字打不出来，暂用这个字的同义字或同音字代替。大多是清代朴学家，专治小学、训诂的学者，熟读相关古书和它们的注解，以及多种版本，又包括从古类书辑出来的古字古训，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求证，最终定出来“某字古通某字”，或可借用代替原字。这是朴学家的拿手本领，于学术研求颇有创进。先师闻一多继承此道，可参阅他的全集中研究《楚辞》、《诗经》等篇章。但这是专业考据学以后做的事，我们只好囫囵吞枣，来个“好好读书，不求甚解”吧。

 

这里顺便说说“朴学”，朴学起于清代，盛于康熙以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康熙本人好学，为了统治中国，他本人也专精也潜学，曾著有《几暇格物篇》，他更提倡著书、编类书等，先于乾隆几下江南，为的是收买人心、学习汉文化，一时文风大振。学者开始精研经史、子部名著，期于复古，所以开始了从小学入手，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经过雍正和乾隆初期，大兴文字狱，清初“反清复明”的势力日渐消沉。士大夫中不愿借八股文登仕途的学者，于是钻到故纸堆中，乃有乾嘉诸老潜心治学，其中佼佼者如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宝应的刘宝楠以及孙星衍等。山东的郝懿行，大力精读古书，从而也带动了一些科学的萌芽，如孙星衍的《墨子闲诂》中，开始用光学详注了墨子。管子也受到注意，从而突破了“经解”的旧框框。到了嘉庆朝，当时程瑶田做了《九谷考》，认真从农民和实物那里学得了真知，打破了旧士大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局面。吴其浚是嘉庆期的状元之一，则扩而大之，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他是那个时期“中国本草学的集大成者”，中国植物学的真正萌芽也开始了，这一治学风气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

 

六、读古书的方法。凡做一门学问，必先掌握一门的已知文献，编大典就是古文献的汇总。陈梦雷（直斋）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先做了《直斋书目解题》这一本书，知故温故，才能知新创新。所以分工以后，各就其中一面去选书，把这一方面需要精读或浏览的分开。例如读《诗经》，先读《诗草木今释》（陆文郁，1957）、《毛诗陆疏广要》（明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晋陆玑），结合十三经注疏，再去读诗经中有关草本的各条本文，这就了解了各种不同解释。读《尔雅》亦然，从清代朴学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读起，结合近代有关知识，弄清各条，这是精读的一方面。

 

浏览的方面则是有关《诗经》或《尔雅》的各种论说，随读随摘，最好做成卡片以便排比。一本书买到或借到之后，先浏览序、跋、前言、凡例、目录，了解其著书的缘起、成书年代、内容特点，最好将这些复制留在手边，以备随时查找；再从目录中选取要精读的条目，抄成卡片，最好在微机上全文录下。再在精读时先了解全条的大概意思（仍是浏览），然后在编著的过程中，逐条仔细标点，切忌随标随点，这容易弄错意思，因为古文一般很精简，但“真意”常因精简而含混，必须反复比较推敲，最后实标。必须随手录下，最好用微机扫描。

 

中国古文，早期新式标点书出版时，也有许多标错了的，鲁迅曾有文批评。所以加标点必须在全部段落和章节弄懂了以后，再正式加标。人名、地名，先加标，以清眉目，特别是外番传、诸番传和宋代以后的历史记事，更必须这样，因为有许多民族人名，都是汉字译音，往往有些长而古怪的名字，混入文句中，最易点错。

 

读古书遇到人名、地名，先须查《辞海》、《辞源》有无此人，再按《二十四史》人名、地名检索表和“中国历史记年表”了解这些人名、有些地名古今的变动，了解该人的生卒年代、简单历史、著作等等。

 

上述许多书，如字典、辞典、人名检索表、纪年表等都是工具书，书目、类书、丛书许多也是工具。

 

七、最后谈一点汉学。自从明成祖（永乐）派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西达东非以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畅通，许多南亚、中亚、非洲植物陆续引进，渐有欧洲传教士来华传天主教。番麦（玉米）、番豆（花生）、棉花、番薯（白薯）之类，逐渐在华南、西南推开。明末有卜弥格（Michel Boym）入宫廷，曾随南明永历帝流浪到安龙（今贵州），后在那里开辟教区。清初即有传教士交游上层，也入宫廷，如康熙就曾从汤若望·利玛窦（Ricci）学当时泰西的天文历算，让他们参与绘制全国和全球舆图（地图），是见当时已有较完善的通译。但是老大的封建古国，直到西方列强于咸丰道光朝代，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五口通商。此前康熙已与北洋俄国定过尼布楚条约，但是有在俄国大使馆服务的德国人Emil Bretschneider把前此欧洲各国传教士所了解的中国植物写成两本书，一本已由石声汉译出，另一本是Botanicon Sinicum，这似乎是外国人讲中国植物的汉学的开始。1883年，A. Bunge描写了北京植物，澳门、香港割让，五口通商、开租界。欧美各国学者也来到中国，汉学一时蔚为欧美学术界的风气。E. Bretschneider是发现《植物名实图考》的第一人，以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也有小野兰山、伊腾圭介等人考证过中国古藉，松村任三是集大成者，他的《植物名录》必须参考。此时有许多采集家，他们的植物名录采集记、旅游记也是对中国植物的考据学。一名英国海关职员A. Henry在宜昌、蒙自所收集的中国植物名，全部收在《植物名录》中。这些人也可算有关植物学的半个汉学家。此时如法国人伯希和Palliot、德国人桑志华（Licent）也是。发展到最后中国的古藉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乃至著名小说都有各种外文译本，有些还不止一个。

 

民国以后，不要忘记李约瑟（J. Needham），他本是化学胚胎学家，转而著中国科技史，其好汉学的程度，我辈自愧不如。曾记“文革”后来昆明，让我和朱彦丞陪他夫妇和他的中文秘书鲁桂珍去普查当时尘封多年的云南图书馆古籍。最后，务必记住E. D. Merrill和E. H. Walker的《东亚植物学文献》和续篇，其中包括中、日，包括琉球和我国台湾，有作者人名（中日）著作、简介以及许多中日（古今）植物学家的单篇著作，都按年排列。

 

（近日，《中华大典·生物典·植物分典》编纂工作启动会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举行。此文为《中华大典·生物典》主编吴征镒院士在启动会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