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学科的兴起，既非文人学士的附庸风雅，也非书斋里的思辨清谈，而是置身于医学技术发展浪潮中的人们，亟须辨清自己前进的方向；是常处于医疗纷争中的医生们，设法摆脱缠绕自身的困惑。20世纪60年代以来，医学技术发展迅猛，人们的健康状况日益提高，但针对现代医学技术和卫生保健服务的批评也日渐高涨。医学界陷入了这种“做得越好，感觉越糟”的悖论。医学人文学以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视角，审视医学的演化、追问医学的意义、重塑医学的价值，从而更好地理解健康与疾病，理解病患与治疗，重新定位医患关系、卫生政策和医疗服务等问题。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学？著名医史学家波特认为，医学在征服了许多严重疾病之后，它的目标已不再清楚，它的授权变得混乱起来，人们不得不重新确定医学的目的，确立医学的人文价值。那么，医学人文学科能为医学带来什么呢？英国学者伊文斯认为，医学人文学可以从两条路径来改变医学：一是“修饰”途径，即通过倡导人文关爱来软化技术导向的医学实践，但本质上并未改变生物医学的性质。另一种是“综合”路径，即将医学人文精神整合入医学之中。医学人文学通过提高临床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能力，更深入地洞察病人的叙述，寻找更多样的促进健康和减少疾病与残疾影响的方法。特别是慢性病，生物医学只提供了部分的解决方案，若将治疗与个体病人经历的评价相结合，临床医学就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图尔明认为，临床知识也是文化知识，医患之间需要共享关于症状的意义、行为和病源学的理解，在病人与医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对于临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掌握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且还需要他们能理解与之相对应的病人的文化与语言，后者却在医疗活动中往往被忽视了。

 

导致人文精神淡薄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近代医学的哲学假设。医生们关注病人的躯体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医生们相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迅速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埋头于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受。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甚至患者的知情同意显示出来的也是医生的“技巧”，知情同意书变成了单纯性的一纸契约，为医生提供程序上的保护，由此而形成的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增加、医患互信缺乏，其核心问题就是医学中人文精神的淡薄。因此，倡导医学人文精神不只是在沟通技巧的工具层面，而且应提升到尊重病人、关爱病人的价值层面。

 

当然，医学人文学科的这些允诺，要使得医务人员信服，还有待艰苦的努力，也需要更丰富的对临床评估的研究去检验和应用这个概念。总之，医学人文学科的教育与研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与探讨。例如，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如何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健康、病患和疾病的概念是建构在不同文化、宗教和信仰之上的吗?在患病的叙述中——病人的、护理人员的、医生的——有什么不同，以及影响这种不同的因素是什么? 在什么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才能使医学人文学科间进行合作研究? 医学人文学科对临床医生的工作能产生何种潜在的影响？大众文化对这一领域的争论有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影响医疗决策吗?

 

我们推出《中国医学人文评论》，期望为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医学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综合性的论坛。我们热忱地欢迎原创性的论文和学术批评。《中国医学人文评论》将通过探索医学人文学的概念及其应用，寻找一个广泛地诠释当代医学的解释模式。当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卫生服务都面临诸多难题，人们的健康观、疾病观和生死观也在发生变化，如何应对医学技术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带来的社会、伦理、法律和心理问题，是各国都无法回避的挑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可以而且应当为解决医学当前面临的难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希望通过推进我国的医学人文学研究，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开展跨文化、跨学科的医学人文学对话，不仅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也可为全球医疗卫生服务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本文为《中国医学人文评论》的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