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本文作者到龚育之家拜访，在客厅与龚育之夫妇合影。
6月12日午后，惊悉龚育之老师辞世，心情十分悲痛。
我认识龚老师至今已经整整45年。从大学毕业当研究生开始，到后来工作时一度同事，乃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交往，龚老师都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他那里总能获得穷幽极微、至纤无际的教诲。
研究生导师
1962年8月，于光远和龚育之两位老师联名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学制4年。那时于老师47岁，龚老师33岁，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我在大学就读过他们的文章和著作，出于对自然辩证法的浓厚兴趣，当然要报考他们的研究生。经过笔试和口试，我终于被正式录取。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2年9月3日下午，龚老师召集我们被录取的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哲学楼开会。龚老师说：“光远同志今天有事，让我来给大家谈谈,这次共录取8名研究生，大家相互认识一下。”我们自我介绍之后，龚老师立即转入正题。他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布置学习计划，头两年在北大，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课；后两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研究、收集资料和编辑工作的实践，并完成毕业论文。第二件事是把我们8个人编成一个研究生小组，让我和陆容安当召集人（后被推选为正副组长）。龚老师谈完，我们又议了议。散会时，龚老师把他办公室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说有事可以随时联系。
在北大的两年，导师特别强调科学基础训练，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打好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凡是原来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到哲学系学两年基础课；凡是原来学哲学的都要到理科一个系学两年自然科学基础课。按照导师的要求，分到理科不同系的几个人，除了要认真听课，还要做习题、做实验，并且要参加所学课程的考试和考查。为了把自己培养成导师所期望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工作者，为奠定坚实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那两年在北大，我们比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艰辛。
除了打基础，导师还经常召集我们开读书会或专题讨论会。记得1962年冬季的一天晚饭后，两位导师突然出现在我们居住的29斋。龚老师解释说，他们下午到西郊办事，回程途经北大，于老师想利用今晚时间开个读书会，大家谈谈学习心得。当导师听说在哲学系上课的4人正在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时，便要我们围绕该书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座谈。导师时而插话或提问，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导师强调指出：学习经典著作，要领会经典作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要学会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读书会结束时，已近深夜，我们目送导师离去的车影，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头两年期间，导师几乎月月都约我们见面，有时在北大，有时到友谊宾馆，有时到导师家中书房。我们都非常喜欢跟导师见面，听他们讲解。两位导师都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德，但他们的个性和风格不尽相同：于老师开朗豪爽，耿直敢言；龚老师严肃深沉，谦逊谨慎。每当约见我们，于老师往往海阔天空、野马奔腾似地讲解一番，最后总是笑着对龚老师说，帮助“系统化”、“条理化”一下吧。龚老师马上就把于老师讲解的意思经过“逻辑处理”，归纳成几条清晰而明确的观点。两位导师个性风格的差异和互补，使我们这些研究生受益匪浅。
导师经常通过交办一些相关工作来锻炼我们。例如，六三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入学考试后，龚老师要我们帮助审阅试卷。我们高兴地接受了嘱托，分工合作，把阅卷工作分成3步：先各自分头审阅，按预定标准打分；然后两两对换审阅，再度打分；最后集中讨论，就一些不同判分取得一致意见。当我把阅卷情况以及按分数高低排序的名单交给龚老师审定时，他非常满意，曾两次在于老师面前夸奖我们，说这次阅卷工作做得非常认真、细致。
与我们六二届不同，六三届录取的两名研究生没到北大学基础课，而是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边工作边学习。六四届录取的3名研究生也是如此。龚老师解释说，采取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就是想比较一下，看看哪一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更好。为了培养人才，导师可谓用心良苦。
教育部同事
1975年夏，我到教育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编辑部工作。当时，主持编辑部行政工作的先是甘子玉，后是田哨。龚老师是编辑部业务主管领导，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事。初到编辑部时，我还是按习惯称他“龚老师”。这种称呼在“师道尊严”遭批判的岁月，特别又是在国家机关氛围，听起来似乎不太顺耳。有一天，龚老师见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就悄悄地对我说：“你不要叫我老师了，跟大家一样叫我‘老龚’就行了。”可是我一下子改不了口，后来他又提醒过两次。尽管当着人面我勉强改口，但私下还是照叫老师。
同事期间，我从龚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编辑工作的方法和经验。无论是把握选题、组织专稿，或是修改文章、审校清样，龚老师都是“第一高手”。每当他交给我要修改的稿件或是要给读者回复的信函，我都将修改稿或代拟的复函送他审阅。从他删改或增添的文句和段落中，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1975年至1976年间，龚老师委托我与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联系，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译成中文。译校工作结束后，我从译文中选出16段马克思的论述（约两万字），按自然力的应用、科学的应用、机器的应用、机器的发展、蒸汽机、磨6个问题编排。龚老师对选出的这16段论述，都进行了严格的审定，简直是句句斟酌、字字推敲。例如，关于“产业”概念问题，“气”与“汽”两个单词使用问题，科学与劳动“分离”内涵理解问题，科学对劳动“表现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统治的力量”论断表述问题，龚老师都要仔细、不厌其烦地查对原文进行复校和核实。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他让我到中央编译局、一机部情报所向有关翻译专家求教。有一天晚上，他还要我约请哲学社会科学部汲自信先生到他位于沙滩的家中，就译文里的一些词句译法进行酌定。那天晚上龚老师夫人孙小礼老师和孩子都不在家。我们讨论结束时已近深夜。龚老师打趣地说，没有好东西招待，吃几块酒心巧克力当夜宵吧。1977年8月，马克思手稿中的16段论述，经批准首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新华社专门为此发布了新闻稿。从这件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龚老师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著译学风。
1976年底，龚老师正式离开编辑部，调到中央毛著办公室工作。1977年春的一天上午，龚老师打电话让我到西四缸瓦市车站等他。我到达时他已站在那里等我，我感到挺不好意思。龚老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毛选》第五卷给我，说这本书要过几天书店才会公开发行，让我先睹为快。龚老师的惦记和关怀，使我深受感动。我会永远地保存这份纪念师生共事多年情谊的珍贵礼物。
学界良师益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和龚老师虽然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和教育部同事，他在科学研究、学术交往和期刊编辑等方面，仍然是我的良师益友。他那种博大精深的学识和宽厚待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龚老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可谓人所共知；龚老师对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自然辩证法事业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也是学界公认的。除此以外，龚老师还是我国科学学学科和科学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对我国科学学学科的创建和科学学事业的发展，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
仅从几则事例便可窥见一斑。
1985年夏，我主译的凯德洛夫《化学元素概念的演变》一书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是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专著，同时又是一部兼论科学学与科学史相关问题的专著。龚老师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译出并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和结论。因此，我决定中译稿采用龚老师译出的前言和结论，并想把他列为译者之一。当我发稿前与他商谈此事时，他同意将他译的前言和结论列入书稿，并同意将他过去发表的文章“关于‘化学元素概念的演变’一书”作为代译序，但不让我把他署名为译者，说他并未参加全书正文的翻译工作，列为译者不合适，只要在“译后记”里交代一下就行了。由此可以看出龚老师谦逊的学者品格和崇高的科学道德。
1994年，《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正式出版。据吴义生教授说，作为兼任该书“自然科学论”分支学科主编的龚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组建“分支学科编写组”时，曾找他商谈副主编人选。龚老师表示应该把包括我在内的3人列为副主编，以利于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学研究的沟通和结合。
其实，龚老师与科学学结缘很早。正如他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云，科学学在中国“如果从自己的研究工作开始算起，则至少应当追溯到50年代光远同志和在他倡导、推动下的一些工作”。当时，龚老师正是这些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龚老师更是科学学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作为科学学在中国的研究、编辑、翻译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我见证了龚老师与科学学的深厚的历史情谊：1979年龚老师在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就强调了科学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198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龚老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1983年《科学学研究》学报正式出刊，龚老师成为首任主编（1983～1987年）；1988年1月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二届一次会议上，龚老师继钱三强先生之后被推举为第二任理事长（1988～1996年），为我国科学学事业的发展执掌“帅印”；1997年1月，他又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三届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
龚老师的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科学和革命的人生追求。他的学识和为人，受到学界同仁普遍的仰慕和赞美。
1999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和在京的副理事长们，邀请龚老师及孙小礼老师相聚钓鱼台大酒店，庆贺龚老师70华诞。研究会送给龚老师的一份生日贺卡上写着：庆生辰写三代伟业笔一支，迎新纪伴千禧曙光寿百年。这充分表达着科学学界同仁对龚老师的学识和为人的敬颂及祝愿。
龚老师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原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科学学研究》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