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人口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其基本主张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7月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座谈会”在马寅初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举行。

 

“虽然50年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新人口论》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未来的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但是对马寅初先生和《新人口论》的质疑与批判可能并没有真正结束，某些情况下可能再度发生和蔓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纪念马寅初先生，就是要发扬他的精神，继承他的人口理论精髓，坚持走计划生育的道路，坚持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清醒者的杰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总数）仍然维持在6.0以上的高水平，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个快速膨胀的时期。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早已经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令人震惊的6亿人口。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这个规模仍然迅速增长的形势，如何认识、解决人口问题，成为中国发展最紧迫的时代课题。

 

翟振武在座谈会上指出，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是有现成答案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选择全盘接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理论。这个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有明确表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口法则创造着人口无限增值和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也创造着社会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因为人口无论怎样增值，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人口不多，中国不怕人口多”、“中国人口多是好事”的观点一时成为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基调，甚至，凡是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都被斥之为“马尔萨斯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人口这个事关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上，中国陷入了危险的迷茫。但是，清醒者仍有人在。马寅初就是这些清醒者的杰出代表。”翟振武说。

 

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马寅初提交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遭到很多非议。马寅初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纵观马老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鲜红的主线，就是马老身上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情操和威武不屈的气概。举凡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这根‘红线’就会立即牵动他，让他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1957年，马寅初在对历次发言稿整理、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人口论》，首次发表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新人口论》虽然不长，意义却是划时代的。翟振武认为，《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并顶着苏联人口理论的巨大压力，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新人口论》的发表，给“人口越多越好论”者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它立即赢得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但同时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对马寅初的批判愈演愈烈。但身处漩涡中的马寅初，却表现出一位真正学者的铮铮硬骨。在被围攻的高潮中，他多次发表应战书，反驳批判者，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马寅初坚定地说：“检讨什么，我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如果只为个人着想，我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管。”他一再声明，为了原则和真理，“不怕坐牢，不怕‘下油锅’，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为中国人口事业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伟大实践，验证了《新人口论》的真知灼见和科学判断，也为人口理论研究服务于社会实践树立了光辉典范。”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座谈会上指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翟振武说，20世纪50年代那场大批判，摧毁了人口学界对中国实际人口问题的探索，误导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阻碍了计划生育的推广。大批判的恶果，也许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但几十年后，当中国人口规模演变成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包袱时，它才被中国人民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体会到。

 

令人庆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滑向崩溃边缘的时刻，中央果断采取了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活动，并在1979年恢复了马寅初的名誉。

 

“真理是简单的，但是探索和发现真理的道路有时却是漫长、曲折和无比艰辛的。‘中国人口必须控制’这么一个简单朴实的真理，却让人口学家探索、争论、历经磨难几十年。其中因为主张控制人口而被终身赶出学术界的大有人在，被打成右派的大有人在，马寅初先生也正是因此被撤销了北大校长职务。”翟振武说。

 

张维庆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5个特点：研究主题的战略性，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理论的规律性，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从积累与消费等诸多矛盾的框架，分析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快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不协调，提出经济发展有计划、人口发展也要有计划；研究成果的开创性，提出人口发展的大思路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更要注重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和技术更新，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获取客观数据，探索和寻找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提出针对性、渐进式、人道主义控制人口的系统方案，包括实行人口普查、计划生育。

 

核心理论影响后世人口科学

 

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人口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马寅初人口增长、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对在21世纪重新探寻并确立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统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张维庆说。

 

历史经验证明，人口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张维庆强调，在目前“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情下,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应保持人口低速惯性平稳增长；人口少一些和多一些相比，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更有利于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生态屏障的安全，更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马寅初提出，“在新时代，人不在乎多，而在乎精”，“人口质量的提高是全民德、智、体全面的提高”。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越，正在进行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本强国的二次跨越。

 

张维庆强调说，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的能力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增长源泉，是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将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应当建立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的国家人力资本储备战略。

 

马寅初人口理论自成体系，提出寻求最适宜人口数量，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消费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相适应，使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因素有机结合。张维庆说，如今，控制人口数量与改善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解决的两大难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既要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又要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关键是在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关系中找到均衡点。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动态、弹性、并非越少越好、适度人口规模为主的战略目标，制定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可持续的调控政策，不断完善现行生育政策。

 

“沿着马寅初先生指明的方向不断前进，最终实现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是对马寅初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也是对《新人口论》伟大著作的最好纪念。”翟振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