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到手，先看序或跋，甚至挑选一本书时，浏览一下序或跋，这恐怕是许多爱书人的习惯。
据《现代汉语词典》，序文又称叙文：“一般写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有作者自己写的，多说明写书宗旨和经过。也有别人写的，多介绍或评论本书内容。”至于跋，“一般写在书籍、文章、金石拓片后面的短文，内容大多属于评介、鉴定、考释之类”。如今也有通俗地将序或跋写成“前言”、“后记”，意思也差不太多。
对于翻译作品，我尤其看重它的序或跋，这对于了解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写作的时代背景、出版后的社会反响，以及与这本书相关的种种，包括译者依据的版本、对作者的评价等，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些题外之话，光看书是不得而知的。
这里，且以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多次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及西藏等地进行探险，是亚洲探险史上的重大事件。他的著作不仅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而且书中的许多摄影作品、地图和素描，都是出自这位探险家的手笔。1924年《亚洲腹地旅行记》脱稿后很快风靡世界，以多种文字出版。中译本是1932年出版的。
《亚洲腹地旅行记》最早的中译本有两篇序文，值得一读。一是作者本人的原序，1927年6月4日在内蒙古呼皆尔图河畔写的。斯文赫定在序文中提到，这本书是在1924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平生第一次环球旅行归来后写的，“我在美国讲演过，在这期间我很想把我的生平紧缩地写成一本书。所以这本书最初是为着美国读者写的。”他写这篇序时，正是在率领一支考察队再次对亚洲探险的途中。
另一篇序文，是徐炳昶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8日在北平写的。徐炳昶（１８８８~１９７６），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1927年由我国和欧洲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深入新疆、甘肃等地考察，徐炳昶任中方团长，而斯文赫定为外方团长。徐炳昶在序文中，对斯文赫定一生不屈不挠的探险精神赞佩不已，特别是他就《亚洲腹地旅行记》对青少年的深远影响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中学时期是人生第一个顶重要的时期。此时期中儿童对于课外读物的兴趣特别发达，或者可以说在一生中为最发达的时期。并且这个时期读物良否对于他们的一生影响异常重大。偶然遇见的一种读物影响到他们一生的命运，并不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徐炳昶接着指出，中国专为儿童写的读物寥寥无几，而我国的一些游记作品“暗昧枯燥，缺乏风趣”，原因是“他们（指旅行家）因为生活的需要、信仰的鼓舞，也可以艰苦卓绝地走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对于旅行的自身并不感觉到什么特别的愉快。险远的旅行必有许多的辛苦，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但是远地遥天、匹马长征，看到无限斗室中所绝不能想象到的景物，这是什么样的痛快的事体！就是艰辛苦闷的自身，如果有功夫来咀嚼它，也有一种莫可明言的情趣。换句话说，旅行中苦乐变幻、无可方物，如果我们遇见日暖、风和、天淡，远山静穆的时候，固然可以无拘无束、心安意得地餍饫自然界的壮美，即使我们遇见苦风凄雨、冰天雪海的境域，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筋力，同它抗争、同它奋斗，就是在那苦力撑拒、你死我活的片刻，也可以感觉到自然界的伟大。”他继而说：“把这一种苦乐剧变的情感，体贴出来、描写出来，用笔墨的媒介，灌输于青年的血液里面，可以振起他们旅行的兴趣、可以鼓舞他们探险的精神，这真是旅行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所应完成的使命。”徐炳昶对科学探险精神和科学探险记的一番言论，极具真知灼见。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自介绍到中国以来，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有不同版本问世，足可证明优秀的科学探险记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本书译者李述礼。在“译后记”中可以得知，译者当时还在读大学，是学哲学的，“是1930年的春天，我那时译完了赫定先生的《长征记》，正开始翻译他的《霭佛勒斯峰》，因有几段波斯文和拉丁文要请赫定先生代为注释，便到六国饭店找他。倾谈之下，他送我一本出版不久的《探险生涯》，说他很希望见到中译本”，因为有这般文字因缘，“等我将《探险生涯》细读一遍之后，始了然著者一生事迹，及其整个的追求‘未知’的精神，这是译者最初与此书发生关系的经过”。李述礼在1932年10月7日写的“译后记”中又提到，“去年秋天，《长征记》在平付印，刘半农先生嘱译者代为校对，因译稿存在徐旭生先生处，故当时与徐先生过从颇密。”又说：“我们的谈话多半在赫定先生一生的科学成绩和西北考察的经过方面，因而引起我对《探险生涯》的种种回忆。待我向徐先生谈及此事时，先生竟鼓励我着手翻译，说此书简直是一部科学的《西游记》，是一部最好的少年读物。”正是在徐炳昶的鼓励下，李述礼依据德文本将这本名著译为中文，正如徐炳昶所言：“这本书有法显、玄奘、邱处机诸人的翔实而不像他们的枯淡，有《鲁宾逊飘流记》的情趣而不像其书的架空，真全世界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
尽管我在很久以前读过《亚洲腹地旅行记》，但我一直不知道本书译者李述礼先生的情况。最近在网上搜索，居然从广东等地方网站得知：李述礼（1904~1981）是广东化州长岐镇犀湾村人，1921年考取北京正志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活跃的革命家，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派赴武汉，担任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秘书；后被派往鄂西，先后担任当阳、远安、石首、松滋县的中共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农民暴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回到北京大学复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秋毕业后，参与“左联”在北京组织的《世界论坛》刊物活动。由于翻译成绩突出，取得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的奖学金，1936年9月他抵柏林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述礼放弃学业，参加德国和全欧抗日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并担任《联合抗日报》编辑。1938年离开柏林回到重庆，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在郭沫若、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杂志社任编辑。1950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后任民族系、教研室主任。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1984年病逝。译著有《资本论》、《犹太史》、《战斗的唯物论》及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著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伟大的旅程》、《长征记》、《埃佛勒斯》（即珠穆朗玛峰）等。最后的译著是《马克思夫人燕妮传》。
我无从考证这份资料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些内容大体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张冠李戴，而且我也认为，李述礼先生对传播科学探险精神、翻译优秀的科学探险记的开拓性工作和巨大贡献，至今未能引起科普界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