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受国家林业局委托的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预定在成都举槌拍卖，此举引来众多关注目光；同时被关注的还有已在中国进行了22年的国际狩猎。《科学时报》记者就此电话采访国家林业局新闻办时，对方答复说拍卖相关工作已暂停。

 

近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与保护研究院野生动物学系研究员理查德·哈里斯受环保组织“绿家园”组织的记者沙龙之邀阐述了他的相关观点。其观点涉及国际狩猎是否会降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狩猎场对动物种群是否有全面监测、狩猎场怎样实现与保护区不同的目标、国际狩猎收入是否投入于保护之中、当地人是否支持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以及我们该做什么等等。

作为一名外国人，理查德·哈里斯能从国际形势出发，更好地评价中国的国际狩猎项目。 本报记者 易蓉蓉/摄

 

图为部分国际狩猎场宣传图片。（图片来源：东方国际狩猎场网站等）

 

“我认为那场讨论本身是值得鼓励的，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意见很少有对狩猎的正确认识。我对这方面的了解，来自我在甘肃阿克塞国际狩猎场和青海都兰狩猎场的工作经验。我也曾访问过甘肃肃北狩猎场、新疆何静国际狩猎场和布尔律国际狩猎场，并和工作人员交流。另外，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可能更好地从国际形势去评价中国的国际狩猎项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与保护研究院野生动物学系研究员理查德·哈里斯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研究背景。他从1988年开始来中国讲学，从事野生动物研究。

 

1984年，我国在黑龙江桃山建立了第一个国际狩猎场。当年9月，17位美国猎人在这里打响了中国国际狩猎第一枪，22年来枪声未断。那么，商业化的国际狩猎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有没有帮助呢？“作为野生动物学家，我最多和最重要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或者我只知道大概。”哈里斯一再强调答案的不确定性。

 

“从1985年国际狩猎进入中国以来，它没有降低西部野生动物的种群——即使狩猎的对象是一些稀少的物种，如盘羊和白唇鹿。但它也没有帮助解决中国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栖息地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狩猎项目倒是为当地关心野生动物的工作者——多属藏、蒙、哈萨克等民族提供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不过，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资金去解决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不应盲目支持或反对国际狩猎项目；相反，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应该鼓励这个项目的开展，推动其改革，使之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发挥真正潜力。同时，人们要合理利用国际狩猎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多用于解决过度放牧、采矿或其他土地利用带来的问题，保护中国的野生生态环境。”

 

探因：

 

人类为什么要狩猎？

 

狩猎经常被当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穷人而言，它是维持生计的手段；对富人而言，它是一种娱乐。

 

哈里斯介绍说，在美国，“‘生计狩猎’已经成为阿拉斯加人生活的一部分；‘战利品狩猎’(狩猎对象是个体较大的雄性动物)也是合法的。从事战利品狩猎的人多数生活在离大自然较近的地方，狩猎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劳动收获，就像园丁收获花朵、林业工作者采伐木材一样”。

 

“而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猎杀野生动物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想法，这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简单来看，一次猎杀成功意味着一个动物失去生命。不过，从更综合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作为一个猎手参与整个生态食物链，而不是把猎杀工作转移给屠户或菜市场。人成为狩猎者的同时，也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地球上生命的一员必须承担的责任。”

 

为何要猎杀野生动物而不是家养动物？“这个问题的解释可深可浅。简单的解释是食用野生动物比食用家养动物更有利于人体健康。我个人认同的深层解释是，这种做法对保护更有意义——农业发展比狩猎给野生动物带来的危害更大。”

 

“国外，很多物种的狩猎许可价格通常是固定的，拍卖是例外。为什么中国要拍卖？我不太明白。”哈里斯说。

 

释惑：

 

国际狩猎会否降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人们常常认为，猎杀过多的动物个体会对野生动物种群造成灾难性影响，因而开始通过管理和控制狩猎来避免这种后果。

 

但哈里斯坚持认为，国际狩猎不会降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几乎所有国际狩猎的物种都是一雄多雌制。即使进行狩猎，只要种群中有足够成年雄性使所有成年雌性受孕，幼体的出生数量就不会受影响。可以说，整个种群数量的增长率是由雌性增长率来决定的。如果雌性个体未被猎杀，即使在许多雄性个体被去除的情况下，种群也能继续增长。”

 

对如果猎杀了错误的物种、性别或年龄阶段的动物，会不会有负面影响的问题，哈里斯说，这方面的担忧最无必要。“任何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错误。但是来中国的国际狩猎者经验很丰富。猎手们多数有当地向导陪同，这些向导对动物性别、年龄大小有更深的了解。如果狩猎很少，即使发生了意外猎杀，生物学效应也很小。”

 

据悉，计划拍卖的猎杀动物包括盘羊、羚羊、岩羊、马鹿等14个物种，大多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哈里斯说，几乎所有狩猎者感兴趣的物种在中国都是保护物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物种稀少到不能猎杀了。1988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很多，既有数量稀少也有数量相对丰富的物种。国家保护物种和狩猎者感兴趣的物种相互重叠，这更揭示出国家法律分类的可变通性。

 

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否要减少？如果要减少，国际狩猎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吗？哈里斯对此认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过多”是一个模糊概念。“如果完全只在自然条件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波动的。现在，野生动物学家们并不认为自然平衡是指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固定的数量。所谓的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往往是因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人和野生动物共住在一个星球上，双方都必须妥协。事实上，除了在管理严格的保护区，为了方便人类的生活和对土地的利用，野生动物常常是妥协的一方。但如果真的需要控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国际狩猎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存疑：

 

国际狩猎利润流向何方？

 

上述特殊的狩猎活动正面临考验——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联系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狩猎活动带来的经济利润是否投入到保护事业中。哈里斯说：“世界上对国际狩猎进行研究的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国际狩猎十分有利于保护。因此，对于那些关心野生动物命运的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赞成狩猎与否，而是应该怎么去管理。”

 

哈里斯曾于1997年至2000年在甘肃哈尔腾国际狩猎场对甘肃阿克塞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管理及狩猎项目进行调查。他给其中一个狩猎场的国际狩猎算了一笔账：共21500美元，其中狩猎活动成本为2400美元（占11%），3225美元（占15%）被国外代理公司拿去，2924美元（占14%）被进出口行政部门拿去，3070美元（占14%）、4605美元（占21%）和768美元（占4%）分别被国家级、省级和州（地区）级林业部门拿去，3454美元（占16%）被县政府拿去，直接用于动物保护事业的仅剩1054美元（占5%）。

 

哈里斯认为，应该让县级部门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能更自由地支配狩猎收入，以用于野生动物种群调查、科学研究、栖息地保护、对当地牧民的经济补偿等方面，从而使狩猎收入能更直接地促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很少参与利益分配的当地人是否支持国际狩猎？哈里斯说很难界定“当地人”的概念。“据我的经验，狩猎场附近的牧民对国际狩猎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当他们能从狩猎活动中获益，如能得到劳务费，或者被猎杀的野生动物是在自家牧场上，因而减少和家畜的竞争时，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如果狩猎场禁止当地居民狩猎，当地居民比较消极。”

 

“然而，当地人的行动往往比态度重要，关键要看他们是否为国际狩猎项目的开展而主动保护野生动物。如果保护的目标只是禁止盗猎，那当地人的行动已经足够了。相对西部其他地区，狩猎场地区更早对盗猎行为有所控制，而且，牧民们对非法盗猎的认识也比较透彻。”

 

更为关键的是土地使用权问题。“如果要通过减少或控制土地利用来保护野生动物，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资料证明当地居民愿意支持。当家畜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时，家畜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如果停止国际狩猎，中国西部的狩猎场地区会有什么变化？哈里斯说，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停止国际狩猎，既不会发生支持者担心的灾难，也不会像反对者所描述的那么美好。但是，停止国际狩猎会使人们失去可能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机会。国际狩猎其实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理念，这是中国政策一直提倡但很少达到的。而且，如果停止国际狩猎项目，很可能失去积极的当地野生动物工作者，而他们，正是中国西部特别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