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有名的人，却是最有声望的人之一，是中国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
外表朴素、为人低调，这样一位有智慧的人，能穿透“群经之首”《周易》，他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期待是什么？
2007年5月3日，朱伯崑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朱先生一向身体不错，他的离去让认识他的人感到惋惜。在追悼会上，在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差不多到齐，台湾、香港地区不少学者也专程赶来，追思这位哲学大师。
朱伯崑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有名的人，出了学术圈，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却是北大哲学系最有声望的人之一，是中国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他开创了易学哲学，这一成就不仅是哲学学科上的完善，而且找到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起源，是一条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哲学道路。
朱伯崑有两个身份最为人们熟悉，一是冯友兰的弟子、助手，协助冯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哲学著作。另一个是《易学哲学史》的作者，这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4卷本、150万字的著作，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空白。
朱伯崑几乎一生在大学里度过，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1952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直到退休，除了教书就是作研究，晚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全部与哲学有关。朱伯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为世人了解。1956年，年仅33岁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1993年后建立了易学研究院、易学研究会等民间机构。
我们原本只是打算写一篇纪念这位哲学史家的文章，随着对朱先生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他身上的谜团越多，他给人的印象是外表朴素、为人低调，可这样一位有智慧的人，能穿透“群经之首”《周易》，他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期待是什么？
首次提出“易学哲学”
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在他之前没有“易学哲学”这一概念和学科，”易学哲学“的提出，改变了传统易学研究的混乱状态。二是揭示了中国哲学的源头。
《周易》研究一直以来有两个方向，一是义理之学，另一个是象数或者说数术，包括算卦、占卜。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肯定了《周易》的哲学价值并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但始终未能对易学的哲学性质作出具有典型性的学术范式的概括。其表述方式包括“周易的哲学”、“易经的哲学”、“易传的哲学”、“易的哲学”、“哲学的易学”等。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现代最早对《周易》系统作哲学分析和评价的，将其哲学思想放在孔子名下进行讨论。他用的概念是“易经的哲学”。
上世纪20年代初，也是在胡适之后，著名学者朱谦之写了一部以“易”为主题的专书，书名为《周易哲学》。这是现代以来第一部以借《周易》之名来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专著。
哲学家冯友兰在上世纪30年代初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把《易经》与《易传》区分开来，并在章题中标示“易传之宇宙论”。对易学系统作了较为简单的哲学表述。后来,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专列一章讨论《易传》的哲学思想。
哲学家张岱年在《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理学之所以能取得对于佛、道的优势，主要是以《周易》经传作为凭借”，“历史上有哲学的易学……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易学是哲学的易学”。
以上是现当代主要的几种对“易”的哲学概念的概括。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认为，胡适的“易经的哲学”这一概念不具有哲学范式的意义。朱谦之的书中没有“易学哲学”这类概念范式的表述。而冯友兰表述为“易经的哲学”、“易经的辩证法”、“易经的形而上学”等，属于非概念化方式表述易学的哲学内容。张岱年提出的“哲学的易学”从哲学范式意义上看，也与“易学哲学”有重大的区别。
1978年朱伯崑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李中华是其中一位，他介绍，朱伯崑在给他们上课时就提到“易学哲学”这一概念，只是没有展开，也没有形成文字，直到80年代初，朱伯崑开始撰写《易学哲学史》时，才正式提出这一术语，并在书的前言中给以说明。
他攻下了最难的难关
朱伯崑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易学，那时他还是冯友兰的助手。朱伯崑看到冯先生的著作里提到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王弼、程颐，却没有提他们的易学。他问冯先生，王和程的哲学范畴都是从《易传》里来的，为什么不提？冯先生认为他说得对，但冯先生说《周易》有一套术语和概念，没有长期的深入钻研，就搞不清楚，一般讲哲学史，就从中提出一两个范畴加以论述就行了。
冯先生的这番话对一位热衷于学术的年轻人来说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漫长的，差不多有30年时间，其间没有人知道朱伯崑研究易学。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朱先生曾教过他《周易》中最原始的算卦，如何用50根火柴排卦。因此，蒙培元猜想那时他就已在下功夫了，所以并不惊讶朱先生后来写出《易学哲学史》。
朱伯崑更明确地要研究易学哲学体系是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1965年发表的《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讨论了本体论现象，70年代末又发表了《宋明哲学中两点论与一点论的斗争》，这两篇都是关于易学的。
1981年到1982年，年届60岁的朱伯崑给硕士研究生开了“易学哲学史”课，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部分是在上课资料的基础上改定的。1986年正式出版了《易学哲学史》第一卷。
30年时间对学术研究不算短，但中间经历了“文革”，耽误了不少时间，又是研究中国古籍最难的《周易》和《易传》，就显得非常不易了。
“《周易》有许多东西在似懂非懂之间，我只能看懂一半。”北师大哲学系教授郑万耕很清楚地记得张岱年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这样说。
中国古籍中围绕“易”的研究和注释非常之多，除了《周易》和《易传》这两部主要经典，提到“易”的典籍有3000多篇，相关的书有1000多部。
如果说朱伯崑因冯友兰的关系注意到中国哲学史的易学问题，那么他能研究出成果，有不少必然的因素，他有几方面的优势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
1951年，朱伯崑从清华毕业，导师冯友兰点名留下朱伯崑做他的助手，1952年随冯先生到北大哲学系。朱伯崑没有说过为什么冯友兰要留下他，但从后来情形分析，朱伯崑对史料非常熟悉是原因之一。到北大后，他多年以来给硕士研究生上的都是“中国哲学史料史”课。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牟钟鉴说，朱先生当时对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的熟悉程度至今没有人能赶上。另外，中国经学的特点是滚雪球式的，每个时期都出了一批解释，而《周易》又是经学中最大的一块，后人对经和传的解释最多、积累的资料最多。
朱伯崑之所以能在史料上如此熟悉，除了自身勤奋，还有一点，他身处过渡的时代，承上启下，从小受到的古文训练和年轻时打下的深厚基础，是后来的人很难达到的。这样，朱伯崑就具备了做通史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朱伯崑特别勤奋，习惯亲力亲为。郑万耕是朱伯崑写《易学哲学史》的助手，他说实际上没有帮上特别的忙，著书的事基本是朱伯崑自己完成的，他只帮着借书，北大图书馆没有，他从北师大借出，郑万耕已记不清他借了多少本，不过至少有近1米厚的书，这还不加上朱伯崑从北大和国家图书馆借的。从1985年到1989年，朱伯崑的全部精力放在写书的后几卷上。1991年四卷本《易学哲学史》全部出齐。
另外，朱伯崑写史也承接了冯友兰治史的方式。牟钟鉴是冯友兰的学生，他认为朱伯崑和冯友兰的“史学少，哲学多”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余敦康也认为，冯友兰、张岱年，加上朱伯崑，3位学者建立并形成了北大中国哲学史的传统。
开拓传统哲学研究新方向
易学哲学的确定自然是从范畴、概念的角度，厘清了以往易学研究中的混沌状态，并且在新的学术范式和新的研究方法下，为后来者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辨的易学哲学研究的路径和发展方向。
概念和学科的开拓固然重要，但易学仅仅是中国哲学下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一个组成部分吗？易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到底占有什么地位？这当然也是促使朱伯崑去写这部著作的重要原因和意义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敦康认为《易学哲学史》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首次将易学哲学史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中，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中国哲学的侧重点，纠正了五四以来很多人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看法。余敦康解释说，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哲学只讲社会伦理道德。实际上，在《周易》中，讲了很多的宇宙论、本体论和逻辑思维。朱伯崑把易学加入到中国哲学中，纠正了人们对儒家哲学的错误看法。他还认为，在和西学接触以前，整个中国的哲学形而上的思维都是从《周易》来的，《周易》改变了整个中国哲学的面貌。因此，不了解《周易》，根本没办法研究中国哲学史。
牟钟鉴说，虽然他不研究易学，可读《易学哲学史》对中国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与牟钟鉴的观点一样，蒙培元也认为，朱伯崑的研究疏理出了易学在哲学层面的脉络，作了系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蒙培元还认为，易学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特别是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影响更大，也可以说《易学哲学史》是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代表性著作。
易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到底是什么位置，或者说和中国哲学是什么关系？据郑万耕说，朱伯崑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表述。
朱伯崑认为，《周易》不属于儒家，影响却不低于儒家，魏晋玄学和道家都从中吸收，如果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及道家练丹的学说，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根据这个思路，他在对从先秦到明清作梳理时，有意提示从魏晋玄学、程朱理学到张王气学这样一个发展逻辑，把哲学史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结合起来。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朱伯崑认为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基本是来源于易学体系。此前，中国哲学界的共识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道德哲学，即伦理性的道德。朱伯崑认为这个结论是脱离了经学研究，只对概念范畴作分解造成的。比如说，宋明理学中的道器观、理器观、理气观、理器观、阴阳演说、天人观等，都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对《周易》的卦爻辞、《易传》中概念的解释来阐发的。
中国哲学有自己的逻辑体系，这可以说是朱伯崑对传统中国哲学理解的最大颠覆。
他是通家，却未写中国哲学史
没有人怀疑，朱伯崑能写出一部非常优秀的“中国哲学史”。
《易学哲学史》似乎比写“中国哲学史”体例和规模要小，但涉及的内容同样很多，更重要的是，其涉及哲学的部分却要更细更深入，比一般哲学史讲的哲学思想更多。
朱伯崑在史料上的广博也是无人能比。魏常海是朱伯崑的学生，后来做了他的助教。魏常海说资料文献这方面的建设，朱先生一直在起主要的作用。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资料中，很大篇幅是由朱伯崑写或者负责整理组稿的。
据北大哲学系教授陈来说，朱伯崑从解放初期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都在给学生上“中国哲学史”课程，每次讲一轮，朱伯崑都要重写一次讲稿，这些讲稿都可以作为写“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实际上在1972年，朱伯崑的确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里面的深度不亚于现在的通行本，但因为有很深的“文革”痕迹，就不能算作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成果了。
陈来认为朱伯崑是在整个学问系统的规模能达到通家境界少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的学问“规模宏大、条理细腻、把握全面”。
朱伯崑其实有两次机会写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当时哲学系许多教授都主张朱先生能够把多年宝贵的教学经验、学术思想反映在一部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里，但朱伯崑希望哲学系的同事一块写，由他主编。于是在1990年一次教研室活动时，朱伯崑把他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编写提纲发给大家。这次的编写计划最后没有得到哲学系的通过，就这样夭折了。当年朱伯崑到日本讲学，他还谈过写“中国哲学史”的框架，有提纲、章节、目录。
第二次是稍晚一年，1991年，陈来和另外几位教授再次建议朱伯崑写“中国哲学史”，这次朱伯崑表示同意，并让陈来帮他完成。不过，1992年后，易学研究院的活动多了起来，朱伯崑也就无暇顾及了。
其实不写“中国哲学史”很简单，朱伯崑说“冯先生在，我就不能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原则自然是出于对恩师的尊重，因为朱伯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写“中国哲学史”，就一定和老师写得不一样，他曾对他的学生乔清举说：如果写，要另辟新径，从易学发展过来的，以易学为基础。
推广易学，成为学术活动家
晚年朱伯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993年，建立易学研究院，1995年创办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2004年国际易学联合会成立，都是由朱伯崑任院长或者会长。他主持《国际易学研究》期刊，还主编多种图书，如“易学智慧丛书”等。他组织学术活动，自己也多次上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谈易学。本来是一位严肃、不多言的学者，不断加入到社会活动中，成功转型为一位学术活动家。
王德友是1978级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也是朱伯崑最早的3位弟子之一，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他以一个非高校圈子里的人的眼光来看，感觉自从朱先生走出书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一直搞自己的学问，现在成了社会活动家了”。
朱伯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仅是为了推广他的学术理念，更多地出于责任。
朱伯崑上课时教学生排卦，但所有的学生也知道他反对算卦，朱伯崑多次强调，他研究和教授《周易》，是为了探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背后的根源性的东西。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乔清举是朱伯崑的研究生，与晚年的朱伯崑交往比较密切。他记得有一次朱先生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有些教授明明知道算命是哄人，怎么还拿出去，不是搞欺骗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朱伯崑组织研讨会批判各种迷信，不仅是针对《周易》，还有一些相关的，如风水。朱伯崑后期很注重易学中的与科学有关的内容，还特请一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加入到易学研究会中，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研究员、科学史学者董光璧也是他的“科学参谋”之一。
王德友对老师的理解是，朱先生认为《周易》的价值“在学不在术”，《周易》之所以影响深远，价值不在于占术，也不在其表现形式，即卦爻象，重点是易学哲学的理论。而正因此，朱先生为了树一面旗帜，挖掘出《周易》中的智慧、文化、思想，他成立的研究会要与国内其他的易学学会区别开来，抛弃蒙昧的“术”，即算卦，而发扬对人类社会发挥作用的、起指导作用的，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学”。
朱伯崑对《周易》的态度的严肃似乎还容易理解，但从他如何对待社会热点上，同样可以作为他学术态度的佐证或者更完整地理解他的学术品格。朱伯崑反对学术上不可证实的宏大体系，也反对学术上华而不实。1988年左右国内讨论文化问题很热，以朱先生的素养谈论中国文化或者中西文化，可以写出无数篇文章。但他从没写过相关文章，因为“都是想象”，没什么价值和意义。即使是《易学哲学史》写完后，他也很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翻炒。
尽管朱伯崑研究的是在某些人看来最赚钱的《周易》，可他却过着普通的生活，只享受北大退休教授的基本待遇，据他的学生估计，一家人每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
朱先生的“浪漫”情结
朱伯崑的学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后生人，他们都感觉和朱先生的交流主要是学术，很少谈及个人生活，以及他年轻时的生活和学习经历。
朱先生清华时的同学王雨田道出一二事，让人对学生时代的朱伯崑有了一些了解。两人既是同学，也是室友，同住在清华名斋。王雨田说自己性格比较直，容易得罪人，却没有和同居一室的朱伯崑有过任何口角。他记忆中的朱伯崑非常刻苦，整天看书，不参加活动。朱伯崑曾向王雨田提起他在庙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至于为什么，朱伯崑没有说。
乔清举曾在朱先生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对朱先生有更多一些了解。通过朱师母以及朱先生偶尔的情感流露，他感觉朱先生尽管没有抱怨也没对现在生活不满足，可朱先生似乎更希望过另一种生活，即冯友兰、季羡林等先生的生活，有足够的生活费用，家里的事不用他考虑，他只做学问，休息时一群意气相投的友人在一块欣赏画之类的，或者喝茶、饮酒、聊天，再有点休闲时间可以到自然界走走。当然他没有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朱伯崑的“五四情结”还有对祖国的爱，这点与冯友兰等先生是一脉相承的。朱先生曾向乔清举提到，只要国家富强，个人受点苦没有关系。朱伯崑的许多行为也可以看到他那代学者的爱国情结，1956年影响深远的反思，反对迷信重视科学，都是希望国家民族富强。2005年为纪念冯友兰先生去世15周年时，朱伯崑为研讨会列题目，其中有一个是《冯学与振兴中华》。朱伯崑80岁庆祝会时，他即席赋诗一首，“百年沧桑思中兴，而今万邦谒燕京。老骥犹负千里志，振兴中华育精英”。那是2003年，市场经济早让中国人远离“振兴中华”这些字眼了。
很少谈及自己个人生活的朱先生，却很关心周围人的感受。王雨田提到另一件往事，王雨田20多岁打成右派，40岁时回北京后才成家，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没人敢送东西给他，只有朱伯崑送了他一条浴巾，张岱年往他兜里塞了30元。王德友硕士研究生毕业前的几个月，妻子得了重病住院，在朱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的支持和同意下他才得以回家，硕士论文完稿部分是在医院里写的，顺利毕业。
做任何事情都是高水平的
王雨田谈到朱伯崑的学术水平也很佩服。1949年，冯友兰开了“唯物主义研究”课，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朱伯崑很快就写出来了，王雨田及当时的同学都感到朱伯崑有很强的处理文献的能力，有思想，很成熟，看待和处理一些问题比他们老练得多。
朱伯崑的才能显然不仅只在学术上，他善于处理各种事务，即使是他没做过的，如做电视节目，要年轻许多的陈来也自叹不如。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件大事是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排150集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明之光》，全面介绍中国文化。《周易》这部分自然是朱伯崑主讲，他准备了一篇4000字的讲稿，令人叫绝的是，这篇讲稿的时间正合半小时的节目，不多不少，他语速沉稳、没有废话，叙述得清楚且声音厚重。而且，朱先生拍电视片没有一次NG过，都是一次通过。要知道，朱先生此前是没有接触过电视的。有意思的是，担任后面几集主讲人的陈来也照着4000字的讲稿写，却因为语速快而时间上不能合拍。
蒙培元也提到朱伯崑做事精准且认真的特点。蒙培元是冯友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经常和朱先生一起研究、讨论工作，开过几次研讨会。尽管朱先生是会长，可不是挂名的，他比别人考虑得更细致，规格、请人、主题、哪些人发言等都会考虑。2005年纪念冯友兰先生研讨会时，朱伯崑直接就将会议的主题，讨论的题目、问题写了出来，非常系统、非常详细。
学生敬仰的老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有一次和其他几位同学一块开玩笑地和朱先生说：“您长得有点像梁漱溟。”朱先生听后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朱伯崑是北大哲学系有名的“倔教授”之一，如果他不同意，会立刻毫不留情地表示反对。长相和梁先生相差很远，朱先生自己肯定知道，大家猜测他不生气的原因是敬重梁先生，并且认可他们在人品和气质上很像。
这也是熟悉朱伯崑的人才会得出的结论。1986年，乔清举和另外十几名研究生和北大6位教授见面，六个人中，朱先生看上去要老一些，深兰发黑的中山装，往下看，他深绿色的袜子居然松松地落到脚脖处。不过没过多久，乔清举就对朱先生佩服得不得了，并坚定地读了他的博士生。
朱伯崑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也是学生们公认的。蒙培元和牟钟鉴是上个世纪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他们虽然不是朱先生带的研究生，只是教他们“中国哲学史料史”，这课却使他们受益最大，为后来打下了基础，朱先生对每个字每个概念都讲得清楚，遇到重要的概念更是不会放过。牟钟鉴说朱先生每周至少给他们上4个小时的课，有时讲到下午1点，过了午饭时间。朱先生的严格、一丝不茍、对学生负责给学生们留下很深印象，对他们后来治学的影响也很大。
到1978年朱先生自己开始招收研究生时，李中华、王德友和另一位同学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不知道是北大哲学系当时的规定，还是朱先生自己的要求，这3位研究生读研的3年期间，朱先生没再招其他研究生，直到他们毕业。
王德友至今不能忘记自己写论文的“艰难”历程。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二学期，就进入写论文阶段。王德友写的是老子，确定题目后，朱先生就找他谈了几次，如老子应该怎么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并给他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朱先生还特别指出要研究老子的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的等等。王德友开始阅读古籍，并作摘录和评论，这个材料准备做了近一年，王德友记得他用的是16开纸装订的，约有几尺厚，然后交给朱先生。一个多月后，朱先生把王德友叫去，他发现自己厚厚的资料几乎每页都有朱先生的批改，而且是密密的，然后朱先生就一点点给他讲。王德友再拿回去修改，仅资料这块就返了3次，朱先生批了3次。接下去是写提纲，又是修改3遍，再真正开始动笔写论文。王德友记得这一年半时间里，他是定时每周五下午和朱先生交谈，每次都是一下午时间。也就是说，3位研究生写论文就要占去朱先生每周3个半天的时间。
朱先生是一个胸襟大度、坦荡诚实的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也写过几篇批判胡适等人的文章，尽管很少。乔清举在对1949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曾经问过朱先生，您批判别人的文章能不能写？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可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