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约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被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宋时理学的痕迹。《大学》是讲学习法则的著作，它讲的是学习“大”的方法，故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其中关键是“道”、“德”二字。韩非子所谓“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扬榷第八》），是在说事物的共性“道”和个性“德”的关系；道，讲的是形而上，德，讲的是形而下。

 

此前，老子有《道德经》，它本原是《德道经》，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中“道”从“德”出，即先讲“实事”（德）再谈“道”理，先谈“问题”，再谈“主义”的特点。《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就是“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易·乾》：“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后世先入“事实”再去“求是”、先“格物”再来“致知”、先谈“问题”再谈“主义”的认识方法的较早的表述。

 

春秋时期的这种反对脱离具体对象的坐而论道的思想方法，到秦汉之际的《大学》中进一步演化为“格物致知”，它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学习之道，在于且也难于先明“实事”（“明明德”）；明于“事”，方知“道”；明乎“实事”，方可“求是”。

 

东汉时，这种思想方法又被概括为“实事求是”，而后宋人“器”与“理”关系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及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都是中国春秋时期“德”、“道”关系认识的继续。

 

发现了的真理，不仅要用于解释和改变客观世界，而且还要用于解释和改变主观世界。《大学》对后者有着突出的贡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明明德”，即明察秋毫于显现眼前的事物。其目的在于“亲民”即做新人，做新人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才可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明察于事，方知处于特殊“德性”中的真理的有限性，方知“止于至善”乃“大学之道”。“知止”是“格物”的结果，“至善”是“致知”的结果。明乎有限性，方有“定”、“静”、“安”，方有思考问题的起点，方有安身立命之本，最终方能完成“亲民”（新人）的塑造或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其中，“格物”是最基础的功夫。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如果前面“德”的概念更多地侧重于对客观之物的规定，那么，这里的“德”则侧重于讲对主观之物即人的规定（范）。这里“格”的对象已从客观世界移入主观世界：在认识过程中，不仅要“格物”，而且还要“正心”。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性”、“品德”、“道德”等，多潜移于这一认识论默化过程，并经过宋明理学固化而成为对“德”的伦理学的，先是积极的而后又被庸俗化的解释。这种庸俗化解释曾经严重桎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修身”的正果基于“正心”，“正心”基于“格物”，即选择和确立实践立场。实践基于的立场，是人格的规范和塑造的起点。有了立场，才可意诚，才可心正，才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万丈高楼起于方寸之地，无垠宇宙归于方寸之心。心正天下正。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做人要有立场、观点、方法论。正确的立场，导致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而正确的观点即“致知”源于正确的“格物”。

 

学风问题关乎国家命运。《大学》讲的也是大学风，即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风。可贵的是《大学》将学风问题与治国实践相联系。学习之难，不仅难于论“道”，更难于“明德”；不仅难于“致知”，更难于“格物”；不仅难于“求是”，更难于“实事”。脱离“实事”的“求是”，与不经“格物”的“致知”及不经“明德”的求“道”一样，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焦点不在“明德”，而在论“道”；30年代毛泽东与王明之争，其焦点不在论“道”而在“明德”。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基于“明明德”、“格物致知”，继而“实事求是”学风和认识路线的杰作，与陈独秀、王明等的空论不同，毛泽东将共产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从中国之“德”中求出共产主义之“道”，又使中国之“德”孕育了共产主义之“道”，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警醒于20世纪30年代惨败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学风，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