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大的脚印
我们的这个蔚蓝色星球，其赤道直径为6378.1千米，在它的表面，有一圈薄薄的生态圈。陆地最高处为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千米，海洋最深处在马里亚纳海沟，深11.034千米，生态圈就存在于这不到20千米厚的表层之内。
人类的生存，需要产自生态圈的各种物质资料；人类的废弃物，要靠生态圈来消纳。人类的索取、废弃行为，在生态圈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数万年来，这类行为的强度低于生态圈的生产、消纳能力，生态圈可以包容人类这个物种的各类怪异行为。然而，当这种力量对比出现了逆转，人类的索取、废弃行为超出了生态圈的生产、消纳能力，其整体后果是什么？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威廉·里斯(William Rees)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于1992年提出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即EF)的概念。1996年，他的博士生Wackernagel将其完善为一种测度的方法，以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所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
索取方面，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来自耕地、牧场、森林、渔场和建筑用地；废弃方面，由能源消耗排出二氧化碳和核废料。学者用生态系统的面积来衡量这种索取、废弃行为的强度。比如，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耕地面积，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
为了使不同性质的地表具有可比性，学者们创造了专门的衡量单位：全球公顷（gha）。比如，水田的生产能力是世界上土地平均能力的4.4倍，那1公顷就相当于4.4全球公顷（gha）。
由此，学者们可以定量评估全球生态承载容量与生态足迹，两者间的差异即为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中，2003年全球生态足迹与生态产出构成见表一。
表一 全球生态足迹与生态产出构成 单位：百万全球公顷
对生态承载容量贡献最大的是森林，超过了四成。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看，农业对耕地的需求和渔业对渔场的需求均已接近饱和，前者为92.13%，后者为91.76%。
构成生态足迹的是两大部分，人类索取所需的有农业、森林工业（含木材、纸浆、造纸）、牧业、渔业用水面、建筑物占地、薪柴；消纳人类废弃物所需的有吸纳二氧化碳与核能废弃物所需的土地。数据显示，对生态足迹贡献最大的是二氧化碳排放，几乎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二氧化碳排放，绝大多数来自燃烧化石燃料，这是工商文明的基本动力，而全球大多数贫困人口使用的薪柴，还不到3%。
请注意，提出生态足迹概念的William Rees自己曾指出：
我们广泛定义“足迹”是包括吸收废料所需的水土面积，我们的计算至今还没有计算二氧化碳以外的废物排放。全面计算这项生态功能，将会加大经济活动占用的生态系统面积。结合以上一切，我们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极可能是估计不足，而不是过分高估。（《生态足迹——再论承载能力：可持续性的地区性指标》，William E. Rees著，马景文译）
数据显示，即使在这种对生态足迹估计不足的构架下，2003年全球生态赤字为2877.2百万全球公顷，占到全年生态承载容量的25.6%，意味着超支了3个月零2天的生态产出。
《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给出了1960~2003年的全球生态承载容量与生态足迹，并预测了在现有的趋势下，生态平衡的前景（图一）
数据显示：1987年以前，全球的生态足迹尚在生态承载容量的范围之内，人类的第一个生态超载日是1987年12月19日；这一天，人类已经消耗了生态系统的全年产能，出现了生态赤字。此后，生态赤字逐年扩大，直至2003年的25.6%。
从历史数据的趋势看，人们看不到生态足迹回到生态承载容量的范围之内的前景。如果人类依然故我，学者们看到的是：长期积累的生态赤字，势将损害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使生态承载容量萎缩。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容量的此长彼消，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别忘了，生态系统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来，比比谁的脚印大
《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还同时给出了147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容量，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各自生态足迹的大小，甚至可以看看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踩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将这14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从小到大排序，再计算每个国家总人口与总生态足迹在147个国家总额中的份额，由此得到图二。
逻辑上可以将占到总生态足迹1/2的最大足迹人群分称为大脚印组，而占人口1/2的最小足迹人群称为小脚印组，其余的则称为过渡组。
数据显示，50.06%的生态足迹由17.72% 的人口踩出，其中5.32%的人口就踩出了22.93%的生态足迹，而美国是其中的绝对主力（见表二）。
从大区看，这50.06%的生态足迹顺次分布在：
北美：美国、加拿大，共计22.38%；
欧盟：芬兰、爱沙尼亚、瑞典、丹麦、法国、比利时、英国、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奥地利、捷克、德国、立陶宛、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共计14.57%；
亚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共计6.59%；
欧洲其余国家：挪威、瑞士、俄罗斯，共计5.08%；
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沙特、以色列，共计1.43%。
可见，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人口，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中，踩出了最大的脚印。
另一个方面，人均生态足迹最小的78个国家，拥有47.79%的人口，只踩出19.06%的生态足迹。它们包括亚太13国，31.68%的人口；非洲44国，12.68%的人口；拉美12国，2.53%的人口；中东与中亚7国，1.41%的人口；欧洲非欧盟国家2个，0.12%的人口。
可见生态足迹最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是这些地区的人口为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民的贫困与国家主权的脆弱，所有低收入国家都在这个群体中。被外国军队公然占领的阿富汗、伊拉克；被由外部操纵的“颜色革命”搅得元气大伤的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塔吉克；许多内乱不已的国家也都在这个集团中。
脚印：踩在哪里？
表一的数据显示，二氧化碳、农业、森林工业这三项构成了全球生态足迹的77.17%。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部分分别是谁踩出来的。在图二中加上这三个分量的曲线，得到图三。
数据显示，农业足迹的分布比较平均，这可以理解，人类的胃口不可能与其收入成正比地增大。
占足迹总额将近一半的二氧化碳足迹，其分布远较总生态足迹更集中，穷人的排放更少而富人的排放更多。这也可以理解，富裕群体对工业品和现代交通设施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于是，在这147个国家和地区中，只占人口比例4.69%的美国，排放了25.73%的二氧化碳。
分布最不均衡的是对森林工业产品的需求，这4.69%的美国人居然消耗了33.54%的森林工业原料。
各国生态承载容量与生态足迹之差即为生态盈余、赤字，其分布见图四。
数据显示，最大的人均生态赤字国顺次为：阿联酋、科威特、美国、比利时、以色列、英国、沙特、西班牙、日本、荷兰、瑞士、希腊、韩国、意大利、德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法国。
然而由于巨大的人口总量，最大的总生态赤字国顺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此后是英国、德国、意大利、韩国、法国、西班牙、伊朗。而最大的总生态盈余国顺次为：巴西、俄罗斯、加拿大、阿根廷，此后是玻利维亚、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秘鲁。
各国生态承载容量是在本国疆界之内计算的，出现生态赤字意味着本国的生态系统无法承载自己的生态足迹，它的脚印只能是踩出国界，要么消耗其他国家的生态资源，要么其排放的二氧化碳本国无法吸收，从而增加了整个大气圈二氧化碳的浓度。
要理解全球生态赤字、盈余的分布，可将全球生态容量与生态足迹的分布放在同一张图上观察（图五）。
由图五可以看出，生态容量的分布比生态足迹的分布更集中。12.44%的人口拥有52.04%的生态容量，这个集团中的人口大国有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美国。而印度、日本、中国拥有的生态容量极为有限。由此，中、日、印出现生态赤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中两国的生态足迹位置与其生态容量位置差异不大，而美、日的生态足迹位置远高于其生态容量的位置。
日本的人均生态容量比中国还低，其生态容量仅为全球的0.85%。但其生态足迹的位置远高于中国，其总生态足迹高达全球的4.07%。中日两国在生态足迹上位置的差异，对理解两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理解两国之间的现实关系，应有深刻的启发。
美国这个生态容量相当大，而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度，其生态足迹的位置同样远高于其生态容量的位置，并制造了全球最大的生态赤字，显示出美国人对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商文明中，美、日无疑是成功者。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它们自己的生态容量是大还是小，都建立在大量消耗全球生态资源的基础之上。形象地说，这些“文明人”巨大的生态足迹，主要是踩在大气圈这个“公地”和别人的领土之上。
我们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从发展工商文明的角度看，我们自己的生态容量太有限。“与国际接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势必要求追随美、日，将自己的生态足迹踩出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战略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能如何应对？如果不踩出去，而又要继续“与国际接轨”，就只能加速毁坏自己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无异于集体自杀。
这个困境挑战着我们的战略智慧。
端详我们自己的脚印
在转入思考战略之前，先需要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生态足迹。搞清我们自己的脚印是哪些地方的什么人怎样踩出的，思考才有基础。
图二、图三会给我们一个印象，中国13亿人口，共同踩出了一个大脚印。然而这印象距现实甚远。从各国的人均脚印分布看，最大的脚印是最小脚印的94.85倍。中国的地区、阶层差距已经是举世侧目，研究生态足迹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群体间的分布，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面对的问题。
于是笔者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相关研究报告95篇，几乎涉及每一个省。然而，其中绝大多数限于本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容量的对比，指出本地生态赤字有多大。这种研究当然有意义，它可以提醒当地的为政者，注意生态环境的制约。
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人口高度流动的背景下，生态容量这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评估与规划。学者们论证城市化的优越性时，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人口的高度聚集促进了分工，从而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而今生态容量已成为高度制约性的要素，判定人口聚集效果，其必要的准则之一就是：这种聚集是否降低了人均生态足迹，而非要求本地的生态足迹低于本地的生态承载容量——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于是我们需要在大范围内观察人均生态足迹，这里的“大范围”至少应是一个省，或者是一个大区，更理想的是全国。在大范围内比较各类居民点的人均生态足迹，如果人口聚集能减少人均生态足迹，城市化就从整体上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相反，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就值得高度警惕。
据谈静华、汤茂林的《生态足迹理论与江苏生态省建设》，2003年，江苏全省人均生态足迹为1.941公顷，其中，农村为1.4012公顷，城镇为2.4335公顷。在城市中，苏州为2.666公顷、扬州为1.802公顷、徐州为1.754公顷。在上述3个城市中，人均生态足迹最小的徐州，也比农村平均水平高出25.2%，而苏州则高出了90.3%。这个计算结果显示，江苏的城市化明显地恶化了生态环境。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更广泛、全面的对比研究。如果我们能知道600多个城市，2000多个县镇的人均生态足迹与本省、本大区、全国平均值的对比，从中一定能得出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仅仅城乡对比，还不足以搞清中国这个巨大的生态足迹到底是哪些人群踩出来的，到底是哪些人群在为中国的生态环境作出贡献，甚至付出牺牲。一讲到生态破坏，人们容易想到过牧的草原、挖发菜的农民、肮脏的城乡接合部以及那些捕鸟、砍柴、捉青蛙的人们。然而《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的数据提示我们，对生态足迹贡献最大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而它高度集中于富裕人群。他们的吃、穿、用、行，无不高度依赖于能源，从而成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者。至于集中度更高的森林工业，它的最终用户是建筑物、家具、纸张和纸制品。在严厉的调控措施下，依然居高不下的豪宅价格表明了谁是这些商品的主要买主，他们的实力有多大。显然这一小群人口制造了远大于普通社会公众的生态足迹。
可惜，笔者找不到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计算结果，无法给出一个全局的鸟瞰。郁闷之余，发现了一个根据个人生活特征估算其生态足迹的网站：http://www.earthday.net/footprint/info.asp。笔者虚构了两个典型人物去估算。两人居住的地方气候条件均接近北京，均为36~50岁之间的男性。其中一个是城市“成功人士”，一个是农村贫困农民。其差别在于：
“成功人士”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贫困农民住在1000人以下的村庄。
“成功人士”几乎每餐都会吃肉以及蛋、乳制品；贫困农民则很少或不吃肉。
“成功人士”吃的食物中,绝大部分都经过加工、包装或产于外地；贫困农民吃的大部分食物都产于本地，未经过加工、包装。
两者制造的垃圾都与自己的邻居大约相同。
“成功人士”是一个三口之家；贫困农民家中有四口人。
“成功人士”的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贫困农民则只有40~60平方米。
两者都是独栋住房，但“成功人士”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而贫困农民没有。
“成功人士”以私家车为交通工具，每周行驶300公里以上，油耗取各备选项的中间值；贫困农民外出靠步行、驴马、自行车。
“成功人士”年乘飞机100小时，贫困农民不乘飞机。
评估结果，“成功人士”踩出的生态足迹是贫困农民的20.4倍。
笔者无法判断这类估算的准确性，但大量消耗资源、排出废弃物的确是工商文明中成功人士的典型特征。一个国家内，不同人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可以看出，破坏我们的生态圈的主要责任人是谁，而保护我们生态圈的着力点又应放在哪里。
技术：丹柯还是塞壬？
然而，我们的精英群体似乎不习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技术。在《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中，能看到人们对技术寄托了何等的期望。规划要求：
加强生态保护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加强对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建设支持，优先安排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与关键技术科研课题。
在“十一五”期间，要求重点开展的包括：
城市水体生态修复技术；
土壤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技术；
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的方法与技术模式；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支撑技术；
生态系统监测、评价等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的研究。
规划寄望于“技术导则”、“技术规范”，寄望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应对“环境容量有限、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人们本能地将技术视为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手段。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人们自然期待技术会扮演丹柯的角色，在黑暗中点燃火炬，将人类带出生态危机。
毫无疑问，社会的生态保护应该有“技术导则”、“技术规范”，相关技术应该得到开发、应用。然而，其可依赖的动力机制何在？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后，西蒙于1981年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极限的增长》。在这本书中，西蒙展示了大量的历史数据，雄辩地论证所谓“增长的极限”纯属子虚乌有。西蒙的论证，其隐含逻辑是：有问题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被利润动机发现，利润动机会推动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一个问题，只要不被利润动机关注，那就是个伪问题。
西蒙的观察是深刻的：推动技术的最强动力是利润动机。然而考察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社会实践的交互作用史，不难发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破坏。从玛克沁到M16，从铁甲船到航空母舰，从滑膛炮到制导导弹，从TNT到核武器……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人们看到的不是丹柯而是塞壬，她以美妙的歌喉将人类步步引入陷阱。直到今天，首先制造原子弹的美国，还在为朝鲜、伊朗的核问题而伤神。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显示，最大的利润来源是扩张与战争，当然，高利润与高风险同行，它只属于赢家，而其来源则是输家。无怪乎所有“文明”国度中，走在技术进步最前列的总是军事工业。连今天被视为文明标志的互联网都源自美国的一项国防计划。
理论上，已经有大量的技术可用于保护生态系统的生产力，限制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伤害。而事实是，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要么无法推广，要么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考察这无数的案例，无不事关利润。
还有大量的“环保技术”，本质上玩的是“乾坤大挪移”。如一度热闹的“电动汽车”、“氢动力汽车”、“煤变油技术”，既不增加一次能源总供应，也不降低废气总排放。从全局看，多一个能源转换环节，只能降低总能效，同时增加总排放，其积极意义在于将本来在城市里的排放转移到城外——让城里人将自己的生态足迹踩到农村人口的家里。
当年毛泽东曾说：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别了，司徒雷登》）
在他眼中，科学技术只是“工具”而非“原动力”，视其为伪善为恶端，视其被“抓”在谁的手里。技术本身根本不具备主动意识，而主动意识是丹柯或塞壬的本质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西蒙和毛泽东有相通之处。
西蒙是位“主流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考察利润动机的准则是交易价格。任何一项技术，如果在现有的市场体系下无法与现有的技术进行价格竞争，它就不具备合理性，从而不会有现实而持久的经济力量去支撑、推广它。注意，价格的基础是交易，无法交易的对象是谈不上价格的。而西蒙坦然地在价格与社会价值之间画上了等号：
一项公开的资源保护政策等于是说，原材料或其他需要节约的产品的“真正”价值大于向消费者出售的价格。但在正常周转的自由市场上，一种商品的价格反映了它全部的社会价值。（《没有极限的增长》）
于是，只有商人的眼光才能判定一切事物的“社会价值”。事实上，价格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当期实力平衡。在鸦片贸易中，英国商人认为，他们得到了白银，而中国人得到了对等的“全部的社会价值”，可惜道光帝和林则徐们不承认这个“价值”。于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的原则，“民主”的英国议会授权英勇的大不列颠舰队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这才是西蒙论证的社会历史根基。由此才能理解那些“文明大国”遍布全球的“生态足迹”。由此才能明白，只要“正常周转的自由市场”在社会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只要利润极大化原则是事实上的要素配置准则，“技术”这个工具理性就不可能服务于没有交易价值，从而无法形成价格的领域。对保护人类的“公地”而言，技术从总体上看，就更容易成为塞壬而非丹柯的工具。看看过去300年来全球的森林覆盖数据、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和气温数据，再对比一下全球军备工业、石化工业的数据，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早在30多年前（1974年），康芒纳就在《封闭的循环》中对技术的作用进行过评估。为了解释美国1946年以来的污染增长的原因，他选用了人口增长、人均经济产品增长和技术变化作为解释因素。计算结果，技术变化位居榜首：“引进的新技术所导致的单位产品的污染物量的对数，是总的污染物量对数的80%到85%。”
技术与利润极大化原则，我们到底该关注哪个？
对人类的环境，利润极大化原则是如何扮演其角色的？
“公地悲剧”的背后
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在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运动中，为了发展养羊业，以抓住对外贸易的“战略机遇期”，贵族集团通过暴力手段圈占公地，这就是被史家称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196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G·哈丁教授发表了《公地的悲剧》一文，他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牧民的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牛羊数量，一旦过度放牧就会损害公共牧场的草地，直到草地耗尽，所有人都会失去收益。在实际的状况中，尽管所有牧民都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但由于放牧数量多少会使自己的收益变化很大，因此在对牛羊数量加以限制的时候，他总是从自己的最大利益出发来考量，而不是考量公共草地的承受能力，因此，“公地悲剧”几乎是必然发生的。
此文一出，“公地悲剧”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定论之一，并被引证来为“圈地运动”辩护：
但这一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成功的根源就是土地产权的建立。当土地由公地变成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量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演变为大规模的生产，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从道德上讲，“圈地运动”是不公正的，贵族用暴力非法获得土地；但从结局上看，不公正总比完全毁灭要好。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踏上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征途。（《环境的“公地悲剧”》波音《海外文摘》2005年第8期）
“公地悲剧”论给了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爱不释手的命题：只要是公共资源，就一定会被滥用而得不到合理的保护；由此，私有产权是保护社会财产最合理的制度。
然而，比较一下全球生态足迹的构成，森林工业位居第三，占到7.70%，而薪柴仅居末位，占2.48%。森林工业是典型私有化的行业，其最终消费者主要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发达国家”人口，而薪柴更多依赖传统的“公地”概念，它是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来源之一。
就在哈丁发表《公地的悲剧》前后，印度一些农民为了迅速致富纷纷将森林出售给木材商，招致了他们的妻子的激烈反对，因为对她们而言，森林是富饶的土地、清洁的水源和新鲜的空气的保障，更不用说还是稳定的食品及薪柴供给地。1973年，当一家木材公司的伐木工人准备砍伐曼达尔（Mandal）村附近的森林时，村民们（主要是妇女）冲进去将一棵棵树木紧紧抱住，使得他们无法下手。这次活动持续了5个月，妇女们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著名的“契普克”抱树运动（“Chipko”的原意就是“抱”或“粘”）。
Vandana Shiva曾是印度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印度的高科技与贫困并存，使她质疑一个几乎被无条件接受的命题：现代科学的发展等于进步，等于减少或消灭贫困。她因此离开了大学的教职，并于1982年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生态研究基金会，以使研究不再仅仅为社会上的有钱有势者或政府服务，也为基层运动服务。她指出：
我发现在印度每一片被破坏的林地后面都有世界银行，我认识到我不得不开始同世界银行打交道，而不仅是对付当地的情况。如果我想要拯救我们本土的森林、农场、农庄，我就不得不同孟山都（美国农业化学巨头）们和卡吉尔（美国纺织集团）们打交道。
（以上有关印度的素材引自清华大学赵冰冰的论文稿《性别、环境与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
这些事实启发我们深思“公地悲剧”论的实质。英国的“圈地运动”使贵族们有能力转化为近代资本家，并得以向全球扩张。所谓“保持草场的质量”、“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背后不过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那个时代英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存空间之恶劣，史书上有清晰的记载。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和海外利润，“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绝对掩盖不了少数人的暴富与绝大多数人口的赤贫。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而印度的农民有可能大规模移民或获得海外利润吗？让作为“公地”的森林变为森林工业集团“产权清晰”的私有财产，森林的前途、当地百姓的未来岂非岌岌可危？对此，Vandana Shiva指出：
印度传统的泛神论在生产实践中起到了阻止大规模环境破坏活动的作用，在客观上保证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同时，因为“神的领地”不能买卖，从而以公用资源的形式为贫穷的农民尤其是妇女提供了取水、采薪、放牧的场地，保证了其最基本的生存。
（以上有关印度的素材引自清华大学赵冰冰的论文稿《性别、环境与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
全球的森林，正在经历私有化的冲击，被私有化的森林成了森林工业的原料基地，转换为木材、纸浆、纸张，然后成为豪宅、家具、纸制品，成为主要被富裕人群消费的商品和资本拥有者的利润。而全球化正在加速提高这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
端详图三中的森林工业足迹，不难看出，4.98%的人口踩出了36.33%的森林工业足迹，10.43%的人口踩出了54.39%的森林工业足迹。在“公地悲剧”的布道声中，这些“文明人”将巨大的生态足迹踩到了别人的公地上，同时将其变为大资本集团“产权清晰”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
大气圈在技术上无法私有化，它是全人类（甚至所有物种）的“公地”。我们看到，那些在大气圈中踩下最大脚印的国度，无不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对无法私有化的大气，他们心安理得地制造着“公地悲剧”。按照这样的逻辑，人类要免于灭亡，唯一的出路在于实现大气圈的私有化，但愿我们的法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们能尽早拿出可操作的方案来，否则权威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就宣判了人类的死刑。
拜托了！
图一 历年全球生态承载容量与生态足迹
图三 生态足迹中二氧化碳、农业、森林工业部分的分布
图四 各国人均生态赤字/盈余
图五 生态容量与生态足迹分布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