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杂志研究》的论文时，三联书店《读书》上那些频繁出现的笔名，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从未去查检和深思过这些作者的真正姓名是什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笔名在读者心中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挖掘真名的意义。
不过一种“笔名”的情结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因为他们让读者看见的，是一个隐晦的、指代性的符号，一旦被“发现”，虽然是乐趣，却也是一种痛苦。正如“网络实名制”引发出的风波一样。笔名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更广阔的言论自由的空间，而“网名”的发展成为新一轮的语言文字的“盛宴”。
陈子善先生在《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许许多多的笔名已随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谜”，而因此“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
我没有长期使用的笔名，不会出现本名反而鲜为人知的情形，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举不胜举。鲁迅（原名周树人）、胡适（原名胡洪骍）就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笔名中的学问大得很，虽然笔名是古已有之，却是于今为烈。知堂老人当年为袁涌进编《现代作家笔名录》作序，就认为“怕招摇”、“求变化”、“不求闻达”和言论不自由状态下的“化装”，导致20世纪30年代笔名的盛行。而今《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朱宝梁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修订第三版）这样的大书也已问世，但我仍然认为发掘笔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
诚然，虽说有关笔名的工具书市面上已有数种，而《我的笔名》一书的编者却因征集到了百余位中国当代文坛学林人物自己讲述笔名故事的文章汇集一编，而见编者的良苦用心和本书的独特价值。
《我的笔名》包容着许许多多当代文人学人的种种笔名故事。
如有的以谐音字起名：周翼南，化名“易难”，为原名谐音，且有《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语句相应，道出人生是易是难的境界；陈四益，曾用笔名“叶芝余”为“业之余”谐音，表示是在编辑正业之余的副产品（陈四益《笔名的缘由》）；李济生笔名“纪申”，既是本名“济生”的谐音，又含有纪念申城之意（纪申《笔名小忆》）。
如有取自诗词的笔名：草婴取自诗句“离离原上草”的平凡而坚强之义（草婴《关于我的笔名》）。马嘶源于李贺诗句“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秦绿枝出自李白“秦桑低绿枝”的诗句（秦绿枝《笔名琐忆》）。
如有取自外语的汉语译音的笔名：周“立波”——Liberty（自由）的汉语译音；“化铁”是what的谐音，当时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方，用这一笔名悼念过去，祝福将来（化铁《名字也有痛苦》）。郭沫若的笔名“爱牟”，为英语“I”的读音，“maker”（作者）的读音组合。
还有随处境环境而感为个人所偏爱的笔名。如陈克希的笔名“虎闱”，乃古时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别称。启用这一名称是在“文革”动乱时期，作者梦想自己所居的牛舍耳房是“高等学府”而得来的。王勉先生的笔名“鲲西”来自作者深爱的一文《论剧中的敲门声》的作者德·昆西。
又有拆姓而成的笔名。曹禺，原名“万家宝”，他将姓氏繁体的“萬”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组成“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拆为两半，衍化出一个笔名‘于一’”（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
也有十分怪僻的笔名，如李君维先生曾用的“东方蝃蝀”，还说明当初起这样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意、便于出名”（李君维《笔名心迹》）。也有独辟蹊径的，如曹京平先生的“端木蕻良”，竟源于“红高粱”；萧乾曾用“萧秉乾”，是绰号“小饼干”的指代。
还有一类是编辑出错产生的笔名，如将虎闱署成“虎闹”、“虎闻”的……看似小小的笔名，背后的故事可不少。
车辐先生描绘道，“当时新闻检查一双鹰眼盯着，我们化名不断，几乎一篇文章一个化名。”姜德明先生在《笔名小记》中写道：“笔名事小，却逃不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多多少少的也折射出个人的一点心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李君维先生比喻说：“笔名好像优伶的面具，优伶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在舞台上扮演各色各样的角色，表演悲欢离合、沉浮起伏的故事，却把自己隐藏在面具背后。”笔名，已经成为特定角度透视现代文人及这一时期的人文世态的道具，犹如看万花镜，似乎繁芜且艳丽，但经总结归纳，终究会得出一个定律。
当然，作家学人们的笔名也并不都有特定特殊、深刻深邃的涵义。偶在书一角拾起的只字片语，组合起来，颇为顺口，就做了笔名；有的干脆借用子女名。
当今的网络时代，随着网络写作的盛行，笔名岂止在纸上流行，更在网络上发展成为了“网名”。听说初上学的小孩都有几个十分时尚的网名，他们在网上与小伙伴交流着心声呢。不过网名有时只是某种心情的一个象征，随时会被更改。但也确实有许多在平面媒体上不知名的人物，在网络天地中以“网”成“名”的……总之，形形色色的网名，是较诸先前作家们使用的笔名要来得更加新奇、丰富而且潇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