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和论文的级别成为科技人员职务升迁、所在单位科技水平高低的“硬指标”；鉴定会、评审会等评价活动过多且流于形式，评审专家只说好话，不讲问题，“认认真真”按照预定程序，“轰轰烈烈”地走过场，即便是正直的评审专家也只有随波逐流；评价组织者只关心评价结果，把评审鉴定当做科研活动的终结——全国政协大会会场内外，范如玉、聂玉昕、李素循、田中群等科技界委员一起评点当下科技评价“三宗罪”。

 

第一宗：获奖和论文级别成为“硬指标”，助长急功近利

 

“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我写的大家都心知肚明。至于具体案例，我是不敢举的，一举例大家就都知道了，得罪人。”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如玉委员提交了《关于从机制上改进科技评价工作的建议》。开会间隙，《科学时报》记者请他举例说明，他连连摇头。

 

“现在，获奖的含量高低和论文发表的级别、数量成为科技评价的‘硬指标’，这又成为衡量科技人员职务升迁的主要条件，成为他们再去获奖、增选院士的重要依据。既助长了科技人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弄虚作假的浮夸作风，更可怕的是，也成为衡量科研单位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甚至与上级对该单位科技拨款的力度挂钩，与单位员工的福利、单位领导的升迁挂钩，从而使个别科技工作人员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作风扩大为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的作风，有些领导还冠以‘全局利益’加以保护和支持。有一次评奖活动，有些单位出面拉关系、争名次，完全失去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果谁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反而被认为是‘迂腐’、‘不识时务’。”范如玉说。

 

对此，范如玉开出的处方是，建立面向实际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将那些在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推动作用的科技成果推选出来。“哪怕是研究证明、许多人一度认为是可行的技术原理和方法实际上不可行，或者研究出现失败，对后人的研究也是宝贵的经验。”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聂玉昕委员认为，不应公布科研院所发表论文的排序，那样容易变成科研院所“水平”、“荣誉”和“政绩”的象征。“多年来，科技部科学与技术信息研究所都会向媒体公布上一年度全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SCI论文数、论文被引用情况、大陆论文数在国际排名等数据，其中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发表论文数的排序和发表论文数多的个人的排序。为了尽快增加论文数，科研院所纷纷出台奖励办法。我们经常看见：某单位奖励某人在《自然》发表论文十万元。其实，重奖论文和奖励论文数都不好，容易导致缺乏科学道德和自律的人通过一稿多发、抄袭、剽窃和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多发表论文。”

 

“我建议，信息所在每年公布的统计公报中，去掉科研单位和个人发表论文数的排序。科技评价体系中不要强调论文数的作用，而主要评价科技工作的质量。”

 

第二宗：评价流于形式，正派专家也只能随波逐流

 

“鉴定会、评审会等科技评价活动过多、流于形式，虽然请了不少专家，他们却没有深入实际考察调研，也没时间认真细致地研究材料，因为组织方安排在半天时间里评好几个项目。经常少数人左右了会场气氛，或上级机关授意决定了评审结果。”范如玉说，几乎没有听说过没有通过的鉴定评审。

 

“怎么能拒绝这些参加评审鉴定的邀请呢？！我们自己也要申请项目，也要举办鉴定会、评审会，水至清则无鱼！” 范如玉的语气有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究员李素循委员认为，评审的公正性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她指出，评审的公正性和评价单位及评审人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密切相关。

 

范如玉提出，应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建立完善“谁需求谁投资、谁受益谁奖励”的机制。“科技项目的提出、投资、组织评价、获得效益、决定奖励都由需求方负责，需求方可能是代表国家的政府机关或它委托的组织，也可能是企业。投资者追求最大投资效益，自然会关心和正确评价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应继续保留外，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都可由受益者给予。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奖项过滥，防止获奖成果迟迟没有效益，同时也可培育和发展专门从事科技评价的法人组织。”

 

第三宗：评价组织者只关心评价结果，评完万事大吉

 

“科技评价组织方应该是被评审的科技项目的投资者和科技成果的受益者，但现在这三方是没有联系的，特别是科技评价组织方只关心评价结果，不关心和不负责评价后的成果是否有推广应用的可能、如何推广应用。评审鉴定一通过，项目的全部科研活动就停止了，导致评价工作不能有效地实现评价的目的。”范如玉说。

 

他建议，政府必须尽快转变在科技评价活动中的职能，不再忙于科技评价中大量具体、琐碎的组织事务，而应集中精力组织研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引导和控制科技资源的投向、投量、投速，满足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需求，保证创新成为推动科技良性发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