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对世界的“精神界”和知识产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这套书中，维诺克以百年来的3个著名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标记，以他们作为“媒介”来再现当年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原生态”，折射百余年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折射法兰西百余年的精神谱系。

 

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是在何时诞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以后，“知识分子”一词才获得了更为重要、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含义。江苏教育出版社近日推出了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三卷本巨著——《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纪德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在这套书中他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追溯就是从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

 

“知识分子”的由来

 

1898年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舆论产生了分裂，并成为一场危机的根源。著名作家左拉深信1894年军事法庭将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定为德国间谍的判决是错误的。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我控诉”的著名文章。几天之后，一批文学艺术界和大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审1894年的判决。当时身份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当时人们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种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

 

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后来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不过百余年。百余年来，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对世界的‘精神界’和知识产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史也一直为思想、学术界所重视。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这套书中，维诺克以百年来的3个著名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标记，以他们作为‘媒介’来再现当年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原生态’，折射百余年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折射法兰西百余年的精神谱系。”

 

米歇尔·维诺克是当今法国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以高产而作品又高质见称。曾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当代史教授。维诺克的成名作是1970年与人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他在《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一书中对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该书后来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997年,维诺克又出版了这套《知识分子的世纪》，全面梳理与审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出版后相当畅销，并很快就荣获该年度法国图书大奖——美第奇奖。

 

3个人的世纪

 

维诺克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这本书是从“知识分子”一词所获得的新含义的视角来追述法国知识界的历史，但并不是一部思想意识方面的历史书——最多是间接描述思想意识的历史；更不是一部研究20世纪文艺创作活动的书籍；而是描述那些使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对峙的社会对抗。他认为，有3个名字象征了3个时代：莫里斯·巴雷斯是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象征；安德烈·纪德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象征；让—保罗·萨特是法国解放以后这一时期的象征。这3个人都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并给后来的几代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莫里斯·巴雷斯的第一个“三部曲”《自我崇拜》，从道德和社会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个人主义观点，公开表达了他的反叛意识，对同代人和后来的几代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巴雷斯逐渐从个人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努力宣扬爱国主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尽管他相信德雷福斯的无辜，但仍然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为德雷福斯平反，是反德雷福斯派的核心。莱昂·布鲁姆这样评价他：“巴雷斯创建的，向世人推出并被世人接受的、不是一种体系的临时框架，而是一种更能深入我们的生活的东西，一种新的姿态，一种陌生的思想方法，一种崭新的感觉方式。”

 

当巴雷斯渐渐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作家纪德逐渐取代了他，成为头牌演员。这段时间正是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关系的历史。俄国革命犹如一颗明亮的星，照亮了一战后西方世界动荡的黑夜。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场革命都使西方世界着迷。纪德也是其中之一，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追随共产党，被视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由于他本人是同性恋者，他也公开支持个人行为自由，在作品中宣扬个性解放，蔑视传统道德。

 

纪德在长达30年里统帅着法国文坛，他逝世的时候，萨特早已开始接班，不过，他接过来的，既不是同一个时代，也不是同一份名单。

 

萨特与中国

 

“萨特将使正在寻找新出路的全体青年一代身价倍增，而那个正在酝酿之中——庄严地酝酿着——的运动，不久即将普及。一代新的栋梁正在诞生，在他们身上将寄托着明天的希望。”罗歇·马丁·杜·加尔这样评价萨特对法国青年的影响，其实，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也同样适用。

 

“相对于巴雷斯和纪德，当代中国人对萨特要熟悉得多。上世纪80年代初，闭关结束，国门乍启，一些外国现代哲学思想和观念随着外国科学技术一同涌入。其中，进入最早、影响最大最广的，就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雷颐说，“萨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风靡中国大学校园的，萨特、存在主义突然成为80年代初这批大学生的口头禅。真正潜读《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当时仍只有摘译）的人寥寥无几，但萨特的某些小说和戏剧刚刚译成中文出版即成为阅读热点。因此，萨特对人的重视、对个性发挥的强调，他的个人自由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种种理论，经过他那一部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的宣扬，确实震撼、点燃了那一颗颗年轻的心灵，仿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与欲求，表达了他们的愤懑与情感。”

 

维诺克对于在经历了20世纪各种危机之后的法国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十分忧虑，但他也坚定地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受到经济和金融控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选择了由知识分子来体现。在那些越来越充斥着“管理”，越来越缺少“理想”的社会面前，知识分子应该提醒大家普遍的道德伦理、真理、正义、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性。

 

雷颐说，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发育史中，萨特涂上了他那浓重的一笔……由此，也可看到法国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