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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科学
 作者:王建堂 来源:科学时报(http://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07-12-13 22:31:45 小号字 中号字 大号字

 
乍一看,这是个强赶时髦的话题,国学的老茧里怎能抽出科学的亮丝来?也是辉格史学情结,故意拔高。是的,国学中是不会有自觉的、系统的科学思想,但有不少耀眼的科学闪光,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将之发掘、链接起来,就会欣喜地发现:国学与科学在学理上的“同向性”。
 
效天法地的科学发端
 
清华大学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岂不知,这正是《周易》中效天法地宏观思维的产物。语源为《周易》“乾坤”两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则效天之刚健有力,运行不息;厚德载物,则法地之广博厚实,生育万物。这是先民原生态科学思维的总发端。效天法地的前提,首先是观天察地。相传,这是伏羲原创周易八卦的本真思维。《周易·系辞》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八卦,是伏羲在观天象、察地理的大视角下,感悟、创造出来的;八卦的8个符号及相互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对天地的朴素认知,是人类第一次抽象思维的结晶,是科学认知的第一发端。中国上古的天文、地理知识都是非常丰富的,夏朝已有了成熟的夏历与清晰的九州观念。天地,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极限词,也是思维空间的极限词。科学,就是要认知并掌握客观规律、顺应规律,以更好地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夏历就是先民观察、记录天象,以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结晶;《礼记·月令》,一年四季十二月,以晨昏时正南方向的星宿为参照系。在《尚书》中已有了最早地学专篇《禹贡》,将天下划为九州,对山川河流、土质方物作了详细的记载。在司马迁所见的《禹本纪》里,已有“河出昆仑”的准确记载。故,国学中显现的第一认知特征,就是“观天察地”,这是人类童年原生态科学思维的发端,国学思维发端的取向是宏观而又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科学精神最传统、最经典的表述。从客观存在的“实事”中,求出合乎规律的“是”来,这就是科学。实事求是的话语权,从汉代我们就拥有了,最早见于班固《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务必从“实事”中探求“真是”;这是对实事求是之语的第一文本阐释,和今人的解读一脉相承。实事求是也即三唯:唯实、唯真、唯是。国学中自古就潜隐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文化主脉,不过到汉河间献王时,才彰显于世罢了。如《论语》的“子不语乱力怪神”;《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等。尤其是在生活、生产实践中,更是如此:从《考工记》到《水经注》,从《齐民要术》到《农政全书》,从《本草纲目》到《天工开物》,都是实事求是的文化结晶。实事求是,自班固《汉书》首倡之;魏晋南北朝、隋唐间,此语还深隐在历史的迷雾中;到北宋中期,方从历史迷雾中浮现出来,渐为一些精英文人所关注。如明代魏校《读史录》感慨说:“天下之事,是非二者而已……观‘求是’一语,此三代圣贤之学也!”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亦云:“俾知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到了明清之际,实事求是,便由传统的校雠学层面,升华到了普遍学理的层面,且为精英学者所关注、尊崇。实事求是的学理指向,与当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
 
儒学追求人格自我完善,而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是“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前提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是获取真知的唯一源泉。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文明都是格物致知的结果,格物致知则是人类认知的第一科学方法。宏观上,首先是“格天格地”,《尚书》里已有了丰富的“敬天保民”的思想,根据农业生产需求而总结出的夏历,就是格物致知的第一科学结晶。大禹治水,将全国划为九州,而且根据各州的土壤性质制定了进贡的份额。我国最早的地理专篇《禹贡》,也堪称格物致知的科学结晶。《管子》中已具有丰富的地学、水学知识,有不少甚至已和当代科学相接近;如《管子·度地》中将水分为5类:“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虽然对水的分类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也勾勒出不同水流的大致轮廓,对当代水系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再看《管子·地数》对地矿学的认识:“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根据地表矿苗来寻找地下矿藏,简直类似当代的地矿学。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晶,无一例外都是格物致知的产物;格物致知是一个具有当代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命题;不过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士阶层将文化的重心倾斜到了修身为本的自我完善层面上,格物致知错过了与直接生产实践的学理对接,故其没能发挥出应有的、科学方法的积极作用,但格物致知的价值取向和当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四大发明的科技结晶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李约瑟院士发现、提炼出了四大发明这一中国科技史上的最大亮点,尽管近来颇遭质疑,但那只是学术上更缜密、完美的修补,“四大发明说”无论在中国科技史上还是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是一个原创性的、有历史依据的经典命题。我们先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不容质疑和抹杀的;而四大发明就生成在特定的汉语语境中,且是用国学乳汁喂养大的孩子。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格物致知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断发现、创新、升华的过程。先人创造了文字以后,用来书写的物质材料,由甲骨,到竹简、木简,再到帛绢、丝绵纸,最后到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造纸术日臻成熟,最后传遍了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与出版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改进过程。我们的先人先用印章和拓碑的形式来复制文字和图画,后来发展为雕版印刷、活字版印刷,到元代的王祯不但发明了木活字版印刷,且还发明了轮盘检字法,后来还发明了彩色套印法。指南针是利用磁铁的特性做成的,磁铁在古代又叫磁石,而我国早在《管子》一书中就有关于“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的记载,先是根据慈石的特性制造出了司南,后又制造出了指南鱼和指南龟,进而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的3种成分:硫磺、硝石、木炭,西汉刘安《淮南子》一书中就有了硫磺的记载,西汉时有一部《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硝石的记载,而木炭的出现比硫磺、硝石还要早。古代的方士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发现了火药的配方。故,四大发明生成于国学文化环境中,是受着国学的熏陶慢慢成长起来的,是国学孕育出了对世界文明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四大发明。毫不夸张地说,科技也完全能在国学的文化环境中发育、成长起来,四大发明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国学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她蕴含有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而科学文化也正是其生命躯干上的一个有机活体。从国学到科学,潜隐着一个自然而然的学理对接,只要我们去努力发掘、梳理、张扬她,就可使国学发挥出最大的科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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