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 王铭铭
他者，即others，是人类学中一个概念。萌生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艺术与哲学，他者的观念最终形成于势力空前膨胀的近代欧洲人类学中。他者，是西方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观念工具。
一直以来，似乎总是西方扮演着发现者、探索者、征服者的角色，在观察、研究非西方，他者意指非西方。在《西方作为他者》一书中，王铭铭指出，非西方并不是被动等着西方知识人拿显微镜来观察的“地带”。以古中国为例，长期被人冠以“封闭”、“褊狭”、“不开明的”古代中国人，也在其域外的旅行与世界的想象中缔造出其自身的他者观念。
非西方他者观念的历史存在，挑战了那种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定义为世界性的认识者与地方性的被认识者的“社会科学”。对于这一历史的“再发现”，自身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认识论反思”的要求。
采访者/本报记者 李芸
记者：人类学诞生于近代欧洲，又是擅长研究他者的学科，这是不是他者约定俗成地指为非西方非工业的社会的原因？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又是何种形象呢？
王铭铭：所谓“西方人”，内部固然有不同，但数百年来，一向以世界认识者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来自西方或在非西方拥抱西方的“社会科学家”眼中，被认识者是缺乏认识能力的。人类学这门学科研究的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人不仅是被研究的“物”（对象），人还有生命、有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本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但是社会科学领域里，向来保持一个区分，即研究者有思想，被研究者没脑子。19世纪末引进到中国并随之本土化的人类学也在己国疆域内把西方的西方和非西方这个框架搬过来，将那些被认识的、非正统的、非主流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边缘人”（尤其是农民）拟似非西方的局部。人类学变成了把人非人化的研究。这样的人类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除了成为诸如人类学家之类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之外，非西方民族毫无其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本土化之后的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地也制造出被认为是“无知的研究对象”之说，并深以为荣。
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近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这部认识机器，使世界出现了大变局，它是所谓“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知识基础。
记者：“西方作为他者”的书名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西方也可以是被认识者、被研究者？
王铭铭：在近期的人类学中，批判西方认识者对非西方被认识者的“不公道”，是时髦。然而，不知怎么，学者们却忽略了一个方面——世界上的人是在互相观望的，并不是只有一方在研究另一方，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没有记录这一相互性。这种缺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人以为诸如中国这样的文明，人们缺乏观望天文、地理与人文的双眼。事实上，古代中国存在比西方古老的文明，蕴涵着文化自我破坏的力量，也具有强大的自我反思能力，中国人一直都在观望自身和对中国而言是“西方”的方位。而且不止是中国，从印度这样的文明国度，到亚马逊地区的土著部落等，都有对他者的认识。《西方作为他者》一书的意图是在指出，假使社会科学不能看到所谓“被研究者”其实也在认识着我们的世界，假使不能看到所谓认识者也是被研究者，那么，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社会。
记者：所以，您才在书中选择借助一次“历史中的观念旅行”，通过归纳古代中国“西方学”演变的五个阶段来呈现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
王铭铭：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开始流行起“西化的东方人”萨伊德教授的《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一书，萨著揭示了西方的东方观的“政治背景”，它的贡献很大，这不必多说。我从萨著中看到，作者只顾西方的东方观，忽略了东方的西方观，于是产生疑惑。我的这本不成熟的书，可以说是针对萨伊德的“后东方学的东方学”而写的。
至于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我想指出，中国古代的“西”字，涵义也是变动不居的，所谓“西方”视野，指过好些不同地理单位，并非一成不变，它先是指西王母的国度，继而指西域，接着又流转到印度西天，到宋元以后，又逐渐与海洋世界中的“西洋”概念联系起来。再现中国古代帝王、僧人、使者、旅行家、商人的“旅行史”，有助于呈现“东方的西方学”，也有助于表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人是具有“世界想象力”的认识主体。
近代西方的人类学分为两大派，一派称之为“帝国之眼的人类学”，另一派称之为“他者为上的人类学”，而借助于历史，我也想指出，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
记者：那中国古代“帝国之眼”及“他者为上”的世界观是怎样的呢？
王铭铭：古人在谈论一件小事时，实际往往也是在阐述一种哲学，他的眼光是整个世界，拥有一种不局限于“国”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图式，这造就了一种与西方聚焦于人自身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一种“周行天下”的心境。古代中国“周行天下”的种种表达方式共同表明，在一个遥远的他者之世界中获得“本地”不能获得的意象与物品，对于本地的秩序本身的营造，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战国时的“胡服骑射”，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一个国家的强弱是否决定了它是否拥有世界眼光？
王铭铭：这并不一定。譬如，盛唐时期国力强盛，但那时由于过于自信而产生出某种自我中心主义，产生出以“实行对外文化传播”为己任的“布道者”。强盛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导致自负。世界眼光，一方面是有自信，另一方面还要谦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者为上”。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文明体系都需要这样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对外界充满兴趣，才能不断地吸取他者的优点，才能完善自我。在“中心主义”、“帝国之眼”、“他者为上”几种眼光中，虽然各有优势，但我更推崇“他者为上”。
记者：您在梳理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心得呢？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之说，除了要表明世界的“被研究者”没有例外也是认识者之外，还是为了复兴中国的“异域研究”而提出的。我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向来局限于关注中国自身，从人文观点看，这一“中国主义”，致使我们无意识地将中国割裂于世界之外。以擅长于研究他者的人类学为切入点，重现古代天下观之下的异域视野，我们知道这个异域视野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文化土壤上，有异域人类学的生长环境，历史告诉我们，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中国知识人，依旧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就一种真正有益于知识互惠的平台。
对于西方人类学来说，这些“他者中的他者观念”能表明我在书里提出的一个看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中国，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若要成其社会，成其文化，则必定有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的存在。对西方人类学而言，这看似有破坏性，但我的意图不是“破坏”，而是要给人类学注入新的活力，使人类学有可能更加真挚地面向人自身，摒弃将他者对象化为等待着被解释、被理解以至被拯救的、从来没有过世界活动的“封闭的野蛮人”的做法。
我认为，中国“西方学”的历史是有启发的，它启发我们不应局限于反复论证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力量，也不应局限于国族主义的褊狭修辞，而应看到，在他者中获得有益于理解世界想象与人文关系的启迪，是历史的常态，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