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不少有关银行的新闻引人注目。比如，商业银行通存通兑收费标准出台，将跨行通存通兑收费标准定为每笔金额的1%，老百姓不客气地说，“手续费太高，都够打车去本行办了”。比如，深圳一特大地下钱庄被捣毁，涉案金额达43亿多元，为地下钱庄“蚂蚁搬家”的是“职业提钞人”，前9月深圳现金投放量占全国近一半，于是多家银行对现金取款设定了额度，到了总理发话，这种做法才宣告“报废”。（据11月21日《新京报》等媒体报道）

 

一些银行自说自话的做派向来很牛——你嫌最高达200元的通存通兑费太高，那你打车去本行办理啊；我限制提现，是为了打击经济犯罪、遏制洗黑钱啊——反正它都是有道理的。

 

我国尚未放行内地居民直接境外投资，而且居民购汇结汇有数额限制，一些港股投资者就选择地下钱庄代为划转炒股资金；境内一些公司想在境外作投资，也是跟钱庄谈好汇率，把人民币打到钱庄所控制的人民币账户，钱庄在境外有个转换行，转到受指定的境外账户上，“资金两头走”，境内提现的是人民币资金，境外提现的是外汇资金。由于众所周知的地域优势，深圳银行确实首当其冲，弄得当地ATM取款机里的现金常常被“职业提款人”很快提光，从而出现“钱荒”。于是，种种“限制提现”的规定就出台了。

 

但是，这种貌似正义的做法，毕竟只是“小道理”，它违背的是“大道理”。这个“大道理”简单地说就是“取款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得很清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第33条则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所以，深圳多家银行对现金取款设定额度，“个人客户每人每天取现金不得超过3万元，一个月不能超过20万元”之类，明摆着与此抵触，它剥夺了“取款自由”和“不得拖延”等大前提、大原则、大道理。

 

“小道理”为什么轻易蔑视“大道理”？个中缘由其实很简单：在“小道理”中，你根本看不到老百姓合法权利的影子。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对存款人的保护，可是有专章规定的，但一些银行就是要自己做一套——这绝不是“中央一套”，而是“地方一套”。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有关书面解释就说，对客户大额取现进行上限设定，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大额取现而进行黄赌毒、走私、洗钱、偷税漏税等违纪、违规和违法活动。照此思路，我们可以设想：一有“违规活动”，是否就可来个“设限”？一旦某地银行发生更严重的挤兑事件，是不是更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台“地方一套”，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提取现金300元”之类？

 

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垄断准垄断行当，动辄抛开国家法律，做自己喜欢的、对自己有利的，按笔者老家的俗语来说，就是“毛已经养得太长了”。常常，我们以“出台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为托词，为“地方一套”的“小道理”开脱，这是危险的，许多祸端由此而生。借用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名著《裸者与死者》书名作比喻，如今我们一些地方的银行，是宁可现在不“裸”、不怕未来将“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