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大学》与科学启蒙

《大学》强调：“修身”的前提，是坚定不移的“诚意正心”，主观意愿要诚实、专一，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要把心“正”在修身养性上。心为身之君，只要心正了，眼耳鼻口手，就会全力服从心的调遣；身体力行，就会“止于至善”，达到修身的完美目的。诚意正心是人的一种积极、稳态的心理品格，是修身养性必备的前提，更是科研工作者必备的心理条件。科研是一项探索性的艰苦工作，需要凝神专注、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这就要求首先具备发自心底的诚意，对其既定目标有一种本能的审美追求；然后，心才能自然而然“正”在既定目标上，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俗云：若将天地常揣摩，终有一日妙理开。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诚意正心的科研心态，就会以饱满的热情、执着的精神，理性而又美感地做下去，就会到达理想的彼岸。我国古代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具备这种优秀的心理品格。唐代“药圣”孙思邈从小就立志：不为名相，便为名医，一颗诚心就“正”到了祖国传统医学上。据史传记载：隋文帝曾征其为国子博士，他推托有病拒绝了；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要召他到京师，授以爵位，他再次拒绝了；高宗李治又召其拜为谏议大夫，又一次拒绝。他再三拒绝统治者许以高官的要求，就是不为名利所动，只是要诚意正心地精研医学；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心爱的医学研究上，难怪能取得那样卓越的成就，被后人誉为药圣呢。

科学认知的唯一来源：是丰富复杂的客观事物；有效方法：是通过观察、思考以获得真知。而《大学》编序的“人生八步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点就是“格物致知”，是为修身养性的唯一前提。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理性，而理性就来自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知，亦即“知性”；失去了知性，也就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理性，就失去了人性，就不能称其为万物之灵的人；故格物致知是人与动物本质区别之一。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唯一前提，更是科研的唯一、必备前提。科学的第一要务是“求真知”，而一切真知都来源于第一实践，第一实践的重要标志就是“格物”，就是观察研究客观事物；在这一点上，修身与科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进行顺理成章的“学理对接”，将格物致知的古训，顺接到科学启蒙教育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四大发明”，而四大发明，正是古人格物致知经典范例。事实上，古代作出辉煌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都无一例外的是践行格物致知古训的楷模，正如医学泰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云：“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又云，“故医者贵在格物也。”李时珍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且十分重视去躬身格物；他认为百闻不如一见，多见不如实验，必须直接“格物”，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古代文献上有误的地方，绝不以讹传讹，一定躬亲考查、辨析，对一些草药亲自采视、详辨，有时还亲自动手作解剖实验，以亲见为实。故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兹岂仅以医书觏（看待）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可谓知音矣。

科学，就是要依据客观规律办事，追求效果的最佳化、效益的最大化、目标的臻美化；这与《大学》道德上的终极追求“止于至善”，在学理上也是一致的。中国社科院李醒民先生，在探讨“科学是什么？”时指出：“科学是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臻美精神，使真理日臻完善，事物日臻完美。”笔者认为：臻美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科学活动的终极目的。科学，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目的上，都是要追求最好的；人是目的性的动物，因为科学能使人达到最好的效果、最美的境界，所以人才认可科学、追求科学、崇拜科学。朱熹在解释“止于至善”时云：“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无论是“事理当然之极”还是“天理之极”，朱熹的阐释都落脚到一个“极”字上，也就是主观上的“极致追求”。当然，《大学》追求的“至善”，属伦理教化层面；而科学追求“至真”、“至美”，属知识体系的层面；但殊途同归，都是在追求各自“精神家园”的完美化、极致化。纵然道德教化与科学研究毕竟是两码事，但在方法与精神上是可以相通的，在学理上是可以对接的；《大学》里的“止于至善”，就是科学上的“止于至真、至美”，依托《大学》文本的学理，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追求最佳化”的科学启蒙教育。

《大学》开宗明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程氏解释：“亲，当作新。”《传之二章·释新民》借用“汤之盘铭”来阐释，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人的沐浴自新，来比喻通过教化使臣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以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教化的目的在于“新民”，而科学的目的在于“新知”，在“新”字上，《大学》、科学之学理又是相通的。朱熹对“新民”的经典阐释是：“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去其旧染之污也。”“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由此可知，“新民”的核心是：除旧布新，新人精神；而科学的灵魂是“创新”，是探求新知，“日日新”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如果以创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可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部创新史，就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创新活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黯然失色，更不会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周易》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的圣经”，尽管其文本的原生态是一部“卜筮之书”，但不同时代还是赋予其不同的时代精神，它也在一代一代地除旧布新。汉代的“象数易”，魏晋的“老庄易”，唐代的“集解易”、“正义易”，宋代的“义理易”、“图书易”，元代的“大全易”，明清的“折中易”、“训诂易”，当代的“人文易”、“信息易”、“科学易”。中华民族的“新易智慧”生生不息、继往开来，《周易》之树会万古长青的，因其涌动着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故，高扬着“日日新”旗帜的《大学》，又是我们进行创新启蒙教育最好的“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