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1919~1996），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其字号系取晋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之意，这与其毕生躬耕于史学之土地，砥节砺行的治学态度极为契合。严耕望20世纪4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初任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再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任教，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作等身。“严耕望史学著作集”收录严耕望先生史学代表著作《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隋唐通济渠考》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囊括了严先生主要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严耕望是著名学者钱穆的学生，1941年3月23日钱穆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开场白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番话影响了严先生50多年的学术研究方向。此后严先生即致力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其研究建基于庞大丰富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其中《唐代交通图考》所做的笔记卡片超过20万件，历时40多年，撰写200多万字，凭着深厚的学识素养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严先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同。著名学者余英时评价说，严先生学术的规模弘大承自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犹似陈垣。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偶然。严先生是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严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制度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前两种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研究，每章每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如先标列一职位“刺史”，后系若干史料以说明之，再续说其州府佐僚及其相关问题，并与相关的“都督”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整个制度作揭底性的缜密考订，清晰地勾画出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唐仆尚丞郎表》仿照唐杜佑《通典》的做法，按照官职等级，从“仆射”到“仆丞”，从六部尚书到尚书侍郎，将唐代史传中的人物系于相应的官职之下，又将考订排比后的史料缀于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般将唐代中央行政制度体系分层解开，使各个官职之间的职权性质便有清楚的说明。

 

严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六卷本《唐代交通图考》，该书考订唐代的交通地理沿革，以区域为卷，以路线为篇，考论唐代各地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引证史料繁赡，考订详核，每篇考论均绘制地图，以便参考。严先生在论述唐代交通时，并注意当时政令的推行、政情的沟通、军事的进退、经济的开发、物质的流通、文化的传播、宗教的影响、民族的融和以及国际关系的亲睦，既有精密的考证，又有宽阔的视野，故能撰成唐代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之巨著。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将来无论是治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专家都不能不“取证斯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