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系统科学创新）为何未在中国产生？”9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泽在2007年“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郑州站的报告中，抛给在场的听众这样一个问题。

 

张泽说：“很多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人有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高度的古代文明，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立在严密科学实验和严格数学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产生。中国为何没有与西方同时或前后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困惑了许多科学史专家，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张泽认为，其社会与经济的原因有很多。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又实行抑商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没有开拓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使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大规模的发展，从而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市场动力。劳动力充分、市场需求不足时，没有形成要发展机器的动力，因而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但他特别指出，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受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影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做官，注重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主体文化不重视、不尊重科技。知识界的核心价值观是官本位文化，当然不容质疑性的思维，致使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更难以产生。

 

张泽认为，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将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说：“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完善创新机制、宽容创新挫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作出的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切实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态度去认真总结。”

 

他举例说，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拥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的是2位公爵、3位伯爵和1位大法官，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一同向这位科学巨人道别。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都感慨说：“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才能的尊敬。”

 

张泽说：“创新要有一个容忍的环境，需要尊重劳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发明创造。天才也需要创新的环境，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氛围中有没有能容忍天才的创新环境。”

 

“创新还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别无其他动机。”

 

伦琴（Wilhelm K. Roentgen）1895年发现X射线,1901年获诺贝尔奖。他从小就性格倔强，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品德高尚，对荣誉和金钱极为淡泊。50岁任沃兹堡大学校长时发现了X射线。领取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不仅拒绝在授奖典礼上发表演讲，而且谢绝了各种盛情邀请，将奖金全部献给沃兹堡大学作为科研费用。许多商人想用高价购买X射线的专利权，牟取暴利，巴伐利亚的王子甚至以贵族爵位来笼络伦琴，都被一概予以拒绝，他说：“阳光有专利吗？空气有专利吗？”

 

张泽说：“进行创新不能只讲究获奖，即便是有创新成果的人，如果最终目的为获奖，那么他的创新意义也不大。现代科学（系统科学创新）为何未在中国产生？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除了经济、政治等原因外，还有创新的文化氛围这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