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楠 王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7-22 8: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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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先生的人生自述

 
民族苦难时期的青少年经历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由老师带领同学南下作修学旅行。在火车途经天津时,遇到一伙日本浪人,竟野蛮地把我们乘客从客车上赶下来,装上他们的走私货物。这时,我们已尝到了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终生难忘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是“八一三”上海保卫战。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时,我参加了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工作。由于抗日失利,从南京撤退到长沙。我和群众一起唱着“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那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进行残暴大屠杀的时候。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蚕食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光学被看做要害技术的日子里
 
1938年,我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是在英国度过的。我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研究生,于194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
 
在强权政治的环境中,光学的前沿技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竭尽保密之能事。正是因为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启示,我于1941年春,进入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我的英国同学告诉我,英国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担任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我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到该公司工作。
 
我在这家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物理师。虽然不许我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有了用武之地
 
1948年,我回到祖国。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达大连,参加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创建工作。当时物质匮乏,办学条件是极困难的,学生做实验没有仪器设备。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我和教师们亲自动手制作,许多实验仪器器材只能到旧货市场去找,边开实验边制作。
 
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部委的领导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我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上级领导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长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其后经过发展、整合,1976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经过群策群力,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从事应用光学及光学工程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科研发展基地。该所分出了若干机构,也都已壮大成长。
 
1979年,我国成立中国光学学会,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当选为第一至三届理事长。1983年,我从长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主任。期间遵循李薰主任的思路,倡议学部向国家进行主动咨询。经过院士们的努力工作,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咨询体系。院士们提出的许多重大建议,已纳入国家计划。
 
在其后的咨询工作中,我与多位院士合作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很多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从事光学事业的大半生中,面临一个如何办好应用科学和高技术研究机构的模式问题。根据我当年在国外实践的体会,新技术科研面向实际,必须有工厂制造技术体系密切配合。就如我国医学科学的传统那样,搞医学科研与教学,必须有临床医院。长春光机所从开始建立(当时称仪器馆),就是实行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内建立的几个光学研究机构,以至其他高新技术研究所,都采取了这种模式。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实物(整机),验证成果的实效,并以少量产品满足国家的特殊需求。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1948年,我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参加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以公为先,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人,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与错误作斗争。1977年,我在小平同志召开的全国科教座谈会上揭露“四人帮”爪牙在长春光机所的罪行。其后,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恢复所的科研秩序和国防科研工作,并取得了若干成效。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启示,经历祖国和民族的忧患和屈辱,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78年10月16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一名现代的科技工作者,我从毕生的经历出发,总结了十六字的经验启示:面向需求、务实求是;传承辟新,寻优勇进。
 
(本报记者张楠、王卉摘编自《王大珩》一书,原题为《我的自述》)
 
《科学时报》 (2011-07-22 A2 纪念王大珩先生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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