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受邀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11位与会发言人中，两位是香港本地的学者——这里的“本地”，指的是在香港的大学中获得长期职位，而并非土生土长香港人。其实，这两位“香港”学者一位是日本人，一位可能是日裔美国人。这让我既有点惊讶，又有点钦佩，因为这种人力资源国际化的程度在诸多亚洲高教机构并不是那么常见。
相比较而言，欧美学术机构常常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学者的汇聚地。比如在英国，往往大家对大学里一个系水平的最初级判断就是这个系的在职人员中有多少是非英国本地人，又有多少是非欧洲人。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不仅体现在各种短期项目上，即便在中长期科研聘任中常常也很普遍。以至于外出代表英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常常是持各国护照的“老外”。
不过在亚洲国家，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绝大部分情况下，来自中国大学的学者一般都是中国人，代表日本大学的都是日本人，代表韩国大学的都是韩国人等。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如此。
当然，并不是说科研机构人员地域背景越丰富，科研水平就一定越高。诚然，“国际化”人力资源是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折射出一个国家或部门对科研程序及目的的理解。
比如同样是提倡科研“国际化”，如果是指信息收集和发布，例如科研成果推广的国际化，则雇佣有关系网的海归和外国人，就没什么区别；如果认为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操作本身需要集思广益，吸纳多种思维模式，那么来自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人才可能就不是海归能替代的了。
再比如，同样是提倡与国际接轨，如果是本土嫁接国际科研模式，就理当在项目上安插本土人才；如果是要使本地研发具有国际水准，只要投资方会得到相应知识产权回报，则研发过程既欢迎亚洲脸，也欢迎欧洲脸等。
因此，科研领域能否实现国际化，或许并非时间的问题，而是选择怎样的国际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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