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引发热议，南科大的改革再受关注。但另一场一直存在于南科大内部的激烈争论，却被忽视——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探路者，改革的现实路径，到底应该如何走？
南方周末推出这组报道，以南科大教改争议为标本，解剖南科大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改革路径之困。我们敬佩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但我们也认为，改革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但在办学理念和策略上，从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而来的核心筹建团队与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合作以港科大团队退出而结束。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可能还需要一个战术上能够配合的人。“朱校长也很难，我很同情他”。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但在媒体的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人们还记得，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砖头”的教师团队，却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中国的国情无法忽略。10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连滚带爬”开学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年12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在4月8日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科大的报道中，张贤科被描述为“放弃清华教授职位来加盟南科大的杰出学者”。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第一年是基础课程，不是座谈会啊。”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我和朱清时是朋友，他想让我帮忙做一点事。但我除了在北理工兼职（因当选院士前答应的）外，在哪里都不兼职。因为（兼职）不能光挂名，而是要真正做事。”葛墨林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说，因为精力有限，他与南科大的接触，主要是自费到深圳开过一两次会。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3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科大采访学生入学报到情况时发现，相关教辅人员仍在与授课教师协调最终的上课时间。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先有规划，还是先有人才？
尽管南科大的开学似乎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这一切并未被学生们在意。“课程很符合自己的期待。”小嘉（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计算机课由4名老师同时教授并不是问题，“毕竟每个人有不同专长领域，计算机也有不同的细分领域，如果是不同的老师教，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学生们对课程的看法，并非外界看上去的那么一致。
“有的孩子并不愿意评价课程。其实据我了解，有些孩子并不满意。”参与南科大筹备工作且与多名学生关系融洽的陈应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南科大曾用问卷收集学生的修课反馈，但有不少学生给若干门课评价并不正面。
陈应天认为，无论学生评价如何，都只能作为参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脚时做出的评价不一定有价值。孔夫子课讲得好，肯定不是因为弟子们说他讲得好。”
港科大的几位老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想让教学质量有保障，不是让学生满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程序为支撑。简单而言，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学科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负责任的招生。如果前面这些都不做，只招生，那么任何具有高等教育改革意义的实践、措施都没有一个落实的载体。”港科大李晓原教授说。
2010年，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教授来到南科大时，朱清时表示：最需要的是他们帮助招聘教授。
港科大3位教授认为，招聘教授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学科规划和学科框架，根据学科规划和框架寻找招聘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善规划和框架。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
“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港科大三教授）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着重机会，而不是着重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足够的人让你挑。”他说。
双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团队的招聘上。几位港科大老师无法理解，为何这所学校在培养体系的设计、薪酬制度的制定，乃至基建工作上，都显得如此“没有章法”。
以实验室的建设为例，吴家玮认为需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话，废气怎么处理？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如何事前规划好？”但朱清时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复杂，他曾对承建方说：“按照标准的建造。”实际上，在尚无学科规划的情况下，也的确无法做到事先对实验室计划周详。
在招生问题上，港科大教授亦有不同看法——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新生的到来。按照吴家玮的说法就是：“一进校园，什么都熟练地进行，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完毕、又一学期教研工作的开始。”
2010年7月，港科大教授在明白招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勉为其难尽力协助，但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边开车、边铺轨”式的办学方法和“婴儿不足月，先生再虑养”式的仓促上马，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
此后，3位教授又多次建议招生叫停或暂缓。即便在录取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他们念及课程体系、实验室等都没准备好，依然提出了上、中、下3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这桩从一开始就不甚愉快的合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理念拉锯之后，最终于开学前走到了终点。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其实，他的许多具体理念亦脱胎自中科大，比如在高二学生中招生就和少年班模式完全相同，入学后前两年先上基础课的经验也来自少年班。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
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确认，一直对南科大予以了极大信任和放权的深圳市政府亦已了解这场关于办学路径的争论，但尚无正式表态。深圳市有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关于教改，朱校长在大方向上的理念非常好，他是一个战略家。”陈应天说，“建议和缓一些，也希望南科大能真正做到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接下来，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在战术上经得起考验的人，以配合朱校长的思想。”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