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期间，笔者到山西玩。三晋大地沐浴在初夏的和风细雨之中。长期以来，高耸的太行山和吕梁山一定程度上在东西两面阻隔了人口流动和物资往来，使得山西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异域”，方言、习俗、文物保留得相对完整。
在山西榆次，笔者参观了“凤鸣书院”。榆次凤鸣书院是清代榆次县学，是古代山西榆次的最高学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称凤鸣书院，占地2700平方米，呈园林式布局，虽然是近年来按照古代建筑格局旧址的复建，但也能够看到当年书院的盛况。
回程的路上，途经山西财经大学榆次校区，现代建筑林立。想及寥落的“凤鸣书院”，今昔对比分明。同为传承人类文明、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机构，为什么在两者之间有如此的鸿沟？
想起有着800年校史的剑桥牛津，有着近400年校史的哈佛，中国现代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我们的现代大学里面没有有名有号的建筑来标榜大学的古老，稀落的古代书院遗迹中没有青春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
一千多年的书院为什么没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中国完成转型成为现代大学，而在滚滚东来的西学大潮面前急流勇退？或许，这与书院教育的内容主体和西学的巨大差异有关，也与书院教育的办学主体大多来自民间和地方有关，更与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推倒重来的革命逻辑有关。
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书院去留这一问题上，曾有着巨大争议。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看法，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培养科技人才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是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二是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三是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1901年清政府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标志着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四年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形成新式学堂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陷入长期的沉寂。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
书院教育的特点，在教育模式上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教学内容上是心性修养的完善，在教育制度上是民间自主与官方管制的结合。胡适曾说，“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它和学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自修，后者注重讲授；前者提倡自动地研究，后者奉行“被动地注射”。章太炎指出：当年以学校取代书院，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人们著书立说、标新立异的权利。
早在1925年，留美归来的陈哲衡、任鸿隽就主张将欧美诸国的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合二为一，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不谋而合。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从三个方面挖掘传统书院制度的现代价值：教育体制方面，应考虑私立大学和民间学会的贡献；教育理念方面，应重视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并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教学方法方面，应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师生之间的互动。无疑，上述三个方面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这种对中国大学改造的理想并未得以真正实践。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未受到广泛重视。书院的精神已经远去。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与传统书院格格不入。近年来虽有多所著名大学试图将书院传统引入现代大学，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成效并不显著。失去书院传统的现代大学，除了教会人们资以生存和工作的专业技能，在心性修养、文化传承方面的功用已大打折扣。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书院在转型年代的命运与晋商及其山西票号的命运如出一辙，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使命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百年后的今天供人们参观和谈论。
我们心中的纠结在于，书院和票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大变革中无法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而成为现代大学和银行机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各类机构，在不断变迁中的环境，能否与时代保持同步？如果不能，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当书院逐渐被“疏远”并在推倒而后复建为现代社会的旅游栖息地时，游客拖着匆忙而疲惫的脚步，除了在“文昌阁”下小憩，没有心思认真研读镌刻在墙壁上的《论语》《孟子》，人们也不再可能在“藏书楼”下闻到书香。
历史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榆次老城里人影稀疏的书院，是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中科院北京分院）
《科学时报》 (2011-06-13 A3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