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冼爱平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6-13 9: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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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王仪康老师:一生一诺言

右一为王仪康,中间是金属所老所长李薰,左一为郭可信院士
 
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我和王仪康老师初次见面是在1982年9月的一天,那时我刚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他到研究生宿舍来看我。
 
当时他是所里的副研究员和第四研究室副主任,令我惊讶的是他穿着十分俭朴随便,看上去就像从农村来的生产队长。后来时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在金属所大院里,富有个性且穿着随便的常常是大有学问的人。
 
读研究生期间,王老师经常在外出差,偶尔到实验室来,常给我们讲他去生产第一线的所见所闻,这是他的一大爱好,描述得生动活泼,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其中许多是与工厂一线工程技术人员交流中获得的第一手知识。
 
久而久之,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弥漫着一种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优良所风。
 
1984年,我在做硕士研究生论文,一个星期天到王老师家串门,那时他正在转向石油用钢及矿山机械用控轧微合金钢的研究,他兴致很高地描绘了今后的远景规划。他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根据他对日本在相应发展时期对国土建设需求和经验的研究,他预见到中国很快就需要5亿吨钢的年产量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而当时我国的钢产量刚刚在4000万吨左右,还不到将来需求量的十分之一,所以钢铁研究的发展空间巨大,远非什么“夕阳工业”。
 
他最后说,我今年54岁了,还可大干一番。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劲头。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超过了7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和消费国。回想起来,当年王老师的预言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
 
1985年刚毕业的我和他到攀枝花钢铁公司出差。当时,攀钢生产的重轨钢一般不出现白点缺陷。可攀钢的技术人员许多来自我国武钢、鞍钢等,在这些钢厂生产钢轨时白点是一种常见缺陷。攀钢重轨无白点的新现象反映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那里。
 
中科院副院长、金属所老所长李薰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感兴趣,立即带领王仪康等去攀钢考察,但不幸在昆明病逝。后来金属所就由王仪康负责与攀钢合作研究,查明攀钢重轨钢无白点的原因。王老师和攀钢的总工程师、相关技术人员等非常熟悉,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
 
经过近10年的工作,做了大量试验,最后的结论是:攀钢重轨钢冶炼钢水中氢含量很低,当钢水中氢低于临界氢含量时,钢轨中就不产生白点。造成钢水中低氢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攀枝花地区气候干燥,炼钢原料中含水较少;同时攀钢在国内首次采用氧气顶吹转炉冶炼重轨钢,因此钢水沸腾好,易于脱氢。由于攀枝花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干燥是低氢冶炼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老师又将这一问题扩展,调研了我国其他一些海拔较高气候干燥的钢厂,如包头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等,发现这些高原钢厂都有低氢冶炼现象。对这一发现,他十分高兴,将结果总结成“中国高原钢厂的低氢冶炼现象”,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由于超高强度合金钢对氢脆十分敏感,这一发现对我国超高强度合金钢工厂的合理选址和布局有重要意义。
 
在攀钢现场工作久了,我才知道王老师早已是攀钢的常客。1975年,他就来攀枝花兰尖铁矿,负责试验潜孔钻具。攀枝花位于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属于热带气候,那里常常是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他们白天要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满身大汗,扛着很重的钎具上矿山;试验中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用笔记录每天的钻头掘进的米数、钻头寿命等基本数据;晚上还要在简陋的宿舍里学习英语,生活艰苦而单调。经过全国许多单位多年的通力合作,国产潜孔钻具的质量一步一步获得改进与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攀技花坚硬矿岩上钻进的潜孔钻头寿命比原来提高了30~50倍,冲击器寿命比原来提高了5~10倍。潜孔钻具寿命和效率等性能指标全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新型钻具的使用,使潜孔钻机的效率提高了8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金属矿山穿凿工具落后的局面,为中国铁矿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大幅度增产作出了直接贡献。
 
正是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大幅度提高了中国铁矿的采掘效率,支撑了今天中国钢铁工业雄踞世界第一的地位。1985年这项工作由王老师领衔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9年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时,评估建院以来为国家做出的100项重大成果中,冶金矿山潜孔钻具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冶金工业部矿山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王梦珍对王老师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在第一线亲自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是我敬重的不是科学院院士的院士,不是工程院院士的院士。”
 
要到第一线调查研究
 
王老师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既具有战略远见,又能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钢铁专家之一。他带我们去工厂时,总是特别强调要到第一线调查研究,才能正确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次某油田有五口油井先后发生了隔热管断裂,损失十分严重。当时王老师是石油部的材料顾问,隔热管生产工厂技术人员到金属所找到王老师后,要求进行失效分析,他们怀疑可能是隔热管预应力焊接工艺出了问题。王老师没有在办公室论道,而是带我们立即赶赴制造厂,现场调查了他们预应力焊接操作,后来又到使用隔热管的油田现场调查,并在现场取回了一些油井注水,回所化验。分析结果发现,不但隔热管制造过程中有材料与工艺问题,隔热管的使用也存在问题。特别是油井注水的碱性偏高,在材料有缺陷的条件下可引起隔热管的碱性应力腐蚀断裂。因此,应分别从隔热管材料,预应力焊接和油井注水的pH控制多方面来采取技术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1998年,我从国外回来后,王老师对我说,由于后来油田改进了注水的碱性,使pH降低,原来碱性注水对地下油砂的腐蚀减小了,油田的油井出油率意外获得提升,事故倒引发了转机,对此意外发现他显得颇为得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石油工业大量进口日本石油钢管,王老师对此忧心忡忡,他在多种场合建议,力主中国尽快实现石油钢管的国产化。
 
1985年,天津大无缝钢管开始立项建设,最早曾规划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进旧船,拆卸后用废钢做原料冶炼制造石油用无缝钢管。作为一位有经验的钢铁专家,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担忧。
 
他多次奔走于天津大无缝和石油部,向有关人员阐述石油钢管并非是一种普通钢管,对钢材力学性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钢中一些有害杂质(特别是五害元素Sn、As等)不能控制,它们将通过一定的途径最后偏析于钢的晶界上,可对钢材质量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石油钢管作为一种高压容器,必须使用优质原料。
 
这些努力和建议,对后来天津大无缝的建设和成功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提高石油钢管的冶金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目前我国石油钢管的质量已经接近国际先进钢厂的水平,而石油钢管产量则稳居世界第一,王老师作为当年力主实现石油钢管国产化专家功不可没。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师作为中国科学院的资深科学家长期工作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即使退休后,仍然在关心与思考一些大的行业问题,并为之奔走呼号。
 
2000年,中国计划建造“西气东输”工程,将120亿~140亿方/年的天然气,从西北边疆输送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条大管径(1016mm),高压(10MPa)和长距离(4000公里)输气管线。
 
在工程论证会上,王老师和石油管道局总工程师潘家华力主采用在国际管线钢界的最新成果——X70针状铁素体管线钢,取代当时国内油气管线主要使用的强度较低的X60-65级管线钢。由于这条高压输气管线不但要“过黄河,穿长江”,还要经过中国经济和人口最密集的沪宁线,它关系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战略安全。
 
使用高强度管线钢建造输气管线,是否会发生延性断裂,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当时没有经验可循。王老师建议引进国外专家对此进行学术讨论。他积极协助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于2000年10月召开了一次“延性断裂及止裂”国际研讨会,邀请了美国AMOCO石油公司首席研究员Dr. W. Wark,美国BATTELLE 研究所的Dr .Brian Leis等当代国际上的一流专家来华讲学,共同研讨。最后,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按第一次西气东输管线的工程设计,采用X70级针状铁素管线钢管建造的管线,具备足够的对延性断裂的止裂韧性,会议结论支持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及时启动。
 
鉴于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解决“西气东输”工程关键问题上的贡献,2000年,王老师被聘为“西气东输”重点工程高级技术顾问。2002年、2010年,王仪康被聘为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与技术论坛组委会特邀专家。此后,他先后协助或主持石油管道局系统召开了10次涉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线钢的国际会议,获得了大量管线钢方面的前沿信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石油管线工程技术水平的提升。
 
王仪康老师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冶金系,当时中国读冶金的学生很少;作为第一批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学生,他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钢铁冶炼专家,对钢铁行业十分有感情。在他病重期间,我们去医院探望他,只要他身体略有好转,他都必谈钢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谈起了当年的炮钢研制工作。那是在1965年,他们奋战了三个多月,从合金钢种设计入手,采用当时先进的真空熔炼+电渣自耗双联法炼钢,研制成功了高性能炮钢毛胚,屈服强度达到σs≥1400Mpa,穿成无缝钢管后,他又同工厂技术人员一道研究火炮的设计、机加和热处理要点。经一个多月的苦干,完成了两门“一个人可以扛着走的轻型无后坐力炮”,这一成果,成了当时军工系统轰动一时的新闻。这种超高强度炮钢,被命名为“5021钢”,可以降低火炮重量40%,实现了单兵扛炮的目标,有效提高了我军步兵的战斗力。后来他搞的矿山钎具用钢,包括系列的钎头体钢和钎杆中空钢等均发源于这些炮钢的研究工作。说到这里王老师面露微笑,沉凝于当年的青春年华与峥嵘岁月,完全忘却了自己疾病的疼痛。
 
王老师是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当年他曾说过:“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他一生兑现了这一诺言。2011年3月12日王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痴迷于理想,为中国的强盛,为他所热爱的钢铁事业不畏艰难,不知疲倦地奋斗的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努力工作,完成他未酬之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科学时报》 (2011-06-13 A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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