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12”是我国第三个“防灾减灾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防灾减灾从我做起”。今年全国从学界、政府到公共的纪念活动有一系列热点：从汶川山河破碎到重建的生机无限，从关注日本“3·11”复合巨灾之痛到反思人类减灾之策，从地震核灾影响到“4·26”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之祭等，都是各界集会、论坛、志愿者演练的重点，不可谓不丰富。
但笔者将目光洒向终日生活的城市，却发现城市不断发生的“灾事”虽不比那些惊天大灾，但也越发不平静，可见“防灾减灾日”的“从我做起”似乎与城市的生产生活无缘。自2010年上海“11·15”特大火灾发生至今的半年间，京、沪地区相继发生的火灾不仅暴露了大城市公共安全的脆弱性，更反映了城市应急社会管理还疏于“形式主义”，从根本上有制度缺陷。
2010年“11·15”上海火灾后，政府一再表示，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及管理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主因，主要领导也感到内疚与自责。火灾过后，北京立即举行了“拉网式”隐患排查活动，但在诸多内容中并未强化以住宅为中心的消防隐患排查，过后也未正式公布结论。
2011年4月，北京相继发生朝阳区和平街“4·11”燃气爆炸（6死，多人伤） 、大兴区旧宫镇“4·25”重大火灾（18死，24伤），前者为20世纪50年代的三层旧楼，后者是居民自建的四层违章建筑，根本没有消防设计；2011年5月2日，北京市消防局公布正在升级中的“亮剑”行动，已发现火灾隐患1709处，并承认这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排查；5月2日中午，位于北京市门头沟九龙山的中国林科院华北林业实验中心发生火灾，下午火灾被扑灭；5月6日大兴旧宫附近再燃火灾。
虽然又一轮城市火灾原因排查难有新发现，但面对频发肆虐的城市烈焰，我们除了指责并剖析急剧扩张的城市、寸土寸金的土地、建筑密集度已达城市安全临界值，同时消防技术与装备、消防人的素质尚达不到与现代化之都相匹配的安全系数外，还能有什么新的说法吗？“防灾减灾日”的意义与价值让我们叩问城市的灾害防范机制，让我们以对生命负责的名义关注细节，遇灾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反思自我。
日本“3·11”复合巨灾后，我们的评论家关注日本如何改变的议论颇甚，但却很少见到以日本为鉴，反思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如何从日常“灾事”中走出来的应急与常态管理之策。
笔者以为，无论承认与否，一场场城市大火已烧出了城市公共管理的现状断面：城市化发展不可忽略公共安全服务，尤不可遗忘地产狂飙下城中村的边缘人群之安危；我们的城市急需学习尊重民众，并扎实建立有效的安全防灾机制，即在经过一番细查发现防灾“设防”上的漏洞后，宁可不办锦上添花的“大事”，也要分轻重缓急，逐步成片地完成城市高危地带民用建筑“设防”上的历史欠账。或许，这才是检验国家“防灾减灾日”为公众办实事的关键考点。
（作者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
《科学时报》 (2011-05-1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