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试验田的年岁比新中国的年龄都长。在这里产生过不少获得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作物新品种。中国作物栽培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金善宝、李竞雄、鲍文奎、庄巧生、邓景扬等多位著名专家都在这块实验田上耕耘多年。但在城市发展、社会变迁中，曾经面积一度达到4000亩的试验田在不断萎缩，它的未来会怎样？
“这种的难道是麦子？”
“不会吧，拿这么贵的地皮种麦子？这麦子得卖多少钱一斤才能捞得回本儿哪！”
春日的北京，车水马龙的三环路联想桥旁，对着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两个年轻人站在高高的黑色铁栅栏外议论。
这便是被一些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农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其紧邻中关村，周围高楼林立。试验田附近动辄三四万元一平方米的二手住宅这样作广告：“俯瞰麦苗青青，享受都市之田野感觉，好不惬意。”
铁栅栏内的试验田
推开试验田的大铁门，记者刚走进去，拖拉机旁躺着晒太阳的小狗就一跃而起，冲记者大叫起来。
看门的窦师傅一边详细询问记者的身份，一边说：“老师们怕生人进来，对作物有损伤和破坏，所以我们得看好门。”
据介绍，除了农作物常常被一些行人图新鲜偷拽、偷摘外，试验田里的优良品种也是一些民间农业科技公司觊觎的对象。
正说话间，一对老夫妻带着小孙子好奇地想进来看看，被窦师傅拦下。“这里可不能让市民随便进来遛弯儿。”
这时，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径直进来，窦师傅说他是农科院的“老师”。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我是来查看麦苗的生长情况的。一般这个时候我们来得少一点，到收获的时候来得多。我们长期雇专人打理这些试验田，不过导师和学生们有时候也自己种。另外，授粉什么的技术操作，我们一般都自己来。”
这么贵的地，农科院没有想到拿来盖房子吗？
“规划用途就是科研试验用地，我们农科院想盖房子也盖不了。顶多像那边，盖温室大棚。”他指了指联想桥西南角那一大片崭新的透明玻璃房子说。这些高规格温室将承载国家级高科技农业示范项目，很多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远处，一位穿着白色长筒雨靴的中年人在田间灌溉、锄土。记者走近跟他聊起来。他是农科院雇来专职照顾农田的工人，姓蒋。
“我是农村来的，1993年就开始在这儿干活，到现在快20年了。我大哥来得更早，1989年就来了。现在我们兄弟三个都在这儿帮老师们种地。我刚刚种的是黑小麦，做饲料用的，等长好的时候能有两米多高呢。那边还种着有旱稻子、棉花，还会种玉米。”蒋师傅一一指给记者看。
“以前我刚来的时候，这试验田可比现在大多了。像金五星那一大片，原来种的都是水稻。”蒋师傅望着旁边停满汽车的金五星百货批发市场说。
曾经的4000亩
其实，这块地上虽然没有诞生高价楼盘，其价值却不容小觑。
农科院老专家蒋士强介绍，这块试验田产生过不少获得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作物新品种。中国作物栽培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金善宝、李竞雄、鲍文奎、庄巧生、邓景扬等多位著名专家都在这块实验田上耕耘多年。
蒋士强至今难忘的是，被誉为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的金善宝，当年虽然年事已高，经常带着大草帽，弓着腰在试验田里工作。
从这块实验田中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单2号，冬小麦良种北京号、冬协号、丰抗系列，大豆新优品种，累计在全国推广面积都超过亿亩，许多品种目前仍是小麦、玉米主产区的当家品种，给农业经济带来的收益价值可以百亿计。所以有媒体说：按创造价值的标准来看这块试验田，这里是全世界作物产出价值最高的土地之一。
而这块试验田的年岁，竟然比新中国的年龄都长。
“这块地呀，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就是试验田了。”农科院原副院长陈万金对农科院试验田的历史变迁非常了解。
1938年，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对占领区农村经济的控制掠夺，达到就地解决军需供应的目的，日本人在北京建立中央农事试验场。1940年6月又改名为华北农事试验场。
经过不断的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7个省市、拥有5个支场、1个分场、2个试验地、13个原种圃，共有600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
“比如说，当时日本人在江苏镇江建蚕桑试验场，在辽宁兴城建果树试验场，北京这里的试验田则种植农作物、蔬菜和牧草。”陈万金说。
1945年抗战胜利，华北农事试验场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接收，更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农事试验场与林业实验所、畜牧试验所、兽疫防治处和河北省农业改进所合并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由于农业科学发展的需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
“当时这片试验田大约有4000亩。”陈万金说。
看到记者吃惊的眼神，陈万金笑着说：“当时北京的城区比现在小得多，联想桥那一片在那时都是郊区了。出了西直门，一直快到今天的知春路，好大一片地方，除了农科院的试验田，就是一些坟地、菜地和荒地。”
“农科院那时候可是北京的‘大地主’。”
流失的九成土地
随着北京城区不断扩大，“大地主”的试验田不断萎缩。
上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有关单位从农科院划走了100多亩地。
“本来他们答应在青龙桥还我们一块试验田的，但是后来因为‘文革’开始，农科院的人员都被下放，领导班子也换了人，慢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陈万金说，后来这家单位与农科院因土建方面的事宜产生交涉，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的地方原本是从农科院划走的。
而“文革”期间是农科院试验田急剧减少的时期。中国农科院院志记载了这一巨大变化：1966年，农科院的土地约合80万亩，1978年则锐减至约11.6万亩，这里面的减少自然也包括了北京城内的试验田。
“文革”期间，农科院的人员全部被下放，北京的试验田无人管理，渐渐被其他单位占领挪作他用。陈万金回忆到，甚至还有单位开始时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向农科院“借地”存放建筑材料，但“久而久之这地就要不回来了”。他粗略估计，“文革”结束，农科院恢复建制，在北京城内的试验田大约还剩下600多亩。
最近30年，这600多亩试验田继续减少。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修建三环路的需要，试验田被联想桥拦腰分割成南北两片。
原来的水稻田则被作物所出租给了街道，盖起了百货批发大棚，来解决社会人员的就业以及周边居民的生活购物问题。
“起初讨论这个出租方案的时候，党组也有不同意见。但是作物所的困难的确很多，事业费不够，老同志也越来越多，负担沉重，而且后来作物所又在昌平有了新的试验田，所以出租方案最终被同意。”
陈万金扳着手指头，开始给记者一个一个地数：这里的某某工厂，那里的某某学院，原来都曾经是试验田……
“我估计，联想桥两边的田，再加上农科院院子里的田，真正做试验的大概还剩下400 多亩。”
生存的博弈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闹市中，400多亩试验田能被保留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不断在进行利益博弈。”陈万金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部门曾想征用农科院东门外、联想桥南的150亩试验田做锅炉房，并把这一规划直接“通知”了农科院。
农科院的金善宝、鲍文奎等老院士得知这一事情后，强烈反对，并联名给中央各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作出批示，让北京市委研究处理这一问题。
“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件事情，请来规划部门、纪委的同志和农科院的老院士们座谈商议。那天下午我也去参加了会议，会场大概到了有五六十人。”
陈万金介绍说，会议开始后，几位老院士先发言，说话还非常客气。他们谈到，对于农业试验，国外非常重视。以英国为例，有一块试验田坚持做了长达150年的农作物实验，为了保护这块地，英国政府甚至专门立法，所以长期没人敢动。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市区偏西北一点，有一块跟农科院试验田位置相当的试验田，面积达到5000亩，也是通过立法得到保护。
“新德里的这片试验田的确非常大，我曾经亲自去看过，一望无垠，非常整齐，漂亮极了！连高压线都不让过。”陈万金一边说一边给记者比画着。
对比国外的情况，院士们指出：就像医生离不开病房，农业科学家离不开试验田。我们的试验田越来越少，就剩这点地还保不住，农业科技任务往哪里放？一些重要品种的科研攻关项目往往要持续10年以上，有的科研项目周期甚至长达20年。
“这时有一个规划单位的负责人开口了，说‘你们农科院那块地，早在1955年就已经被我们规划为锅炉房了，现在被征用是合理的，是按规划行事’。”
这下老院士们急了。鲍文奎先生首先发难：“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我知道这块试验田有多大。1955年的时候，西直门外这一大片，荒地多得很，如果当时你们就作规划了，为什么不把锅炉房规划到荒地上，偏偏一定要规划到农科院的试验田上呢？这只能说明你们想无偿占掉农科院的土地，不重视农业科技！”
“老先生的这个话一下子就说重了。”陈万金笑着说。
会议主持人赶紧打圆场。
作为农科院领导班子的参会代表，陈万金当时提出，农科院承担的都是国家农业科技项目，唯一的基础是试验田，没有试验田怎么做试验？这是专家的命根子啊。而且大钟寺是著名古迹，盖锅炉房也与文明古迹不相称。根据事先做好的调查，陈万金给锅炉房提出了其他合适的选址建议。
最后，北京市政府采纳了陈万金的意见。农科院在联想桥南的试验田也得以保留下来。
去留费思量
“估计现在这片田也呆不长。”种地的蒋师傅憨厚地笑着跟记者说，“好家伙，这儿地太贵了。”
联想桥两侧的试验田的未来将如何呢？
去年9月，农科院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环内唯一也是最后的农田不会改变性质，但其科技含量将更高，更能代表我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也是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但是就像蒋师傅的担心一样，很多网友都怀疑这片试验田“呆不长”。有人说：三环路边还弄得跟农村似的，已经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了，试验田早该搬迁；有的人则祈祷“开发商千万不要盯上这片地”，让它继续70多年的农业试验。
陈万金虽然曾为了维护试验田而多次参与纠纷协调，但他也坦承：其实现在在城市里做农业试验也有不适合之处。
“首先城市的污染比较严重，而且由于城市的热岛效应，温度比农村要高一些，这些因素对作物生长可能带来一些影响。”
他认为，如果能在郊区相应地给农科院补偿比较大面积的土地做试验田，进行统一的规划；将城里的试验田拿出来进行城市建设，同时解决职工住房的难题，也不失为一种多赢的办法。
但也有生态学界人士认为，在一片水泥森林中“幸存”下来的农田，其存在本身就是北京城市中一道独特的田园景观，也为重新理解农业活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了有意义的空间。在日本东京市中心街头，至今还特意保留着一块水稻田，以示国民不忘水稻对日本社会的极其重要意义。
偌大的北京城市中央，能否容得下这最后一块农田呢？
《科学时报》 (2011-04-22 A3 科学 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