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3日，秋末冬初天气阴冷，是一个不能使人兴奋、平平常常的日子。可是对于我和李作英同学来说，却是艰辛、幸福和难忘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并肩奋战，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上双双达到国家体育运动最高标准，成为清华大学首批国家运动健将，并双双打破全国纪录。
那一天，我们为亲爱的母校争了光。虽然对于清华大学来说，这一点“光”仅仅像荧火一样微弱和渺小。46年过去了，可是那一天的每时每刻还能像纪录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播放……
清晨，在哥哥家（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前一夜就近住在哥哥家）受到特殊的营养待遇，侄儿的早餐——牛奶和鸡蛋都被我填进腹中，充做储备能量。在物质供应很紧张的那个时代，这是很可贵的。
当我和李作英在先农坛体育场会合时，天还没有大亮。只见场内外到处是运动员做准备活动的身影。
报到之后，我们也赶紧活动起来。当时我很紧张，因为从没跑过马拉松全程，同场比赛的又都是全国各省的长跑尖子，没敢想取得什么好成绩，还担心能不能坚持下来呢。
可是李作英却信心十足。他长跑基础比我好，前一个月参加北京市马拉松比赛，成绩就很不错。
他给我打气，叫我别担心，说凭我的中长跑成绩，跑下来没问题。并且他说，他要始终和我在一起跑，掌握好速度。
夏翔先生是赛会的裁判长。他在人群中找到了我们，鼓励我们跑出好成绩，告诉我们全程的难点在三万米的阶段，要分配好体力，闯过难关。比赛就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我心领神会，情绪稳定下来，也横下一条心，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拼一场！
时针指向7点半，100多位健儿在起跑线上排开。发令台站着一位矍铄矫健的老外，他就是当时世界纪录保持者捷克长跑名将扎托皮克。
清脆的枪声响了，我已经毫无顾虑，全无杂念，轻松地随人流踏上征程。队伍经前门大街、天安门、西单、西四、阜成门，一直向西进发，五千米、一万米、两万米过去了，我和李作英轻松地夹在队伍的较前位置。
我看手表分段给他报时间，他凭着上次的经验，计算我们的跑速，估计到终点会是怎样的成绩。
跑着跑着，我感觉自己劲儿挺足，几次要加速超过前面一拨人，都被他拦住。他大声向我喊：“别急，留着劲儿，还早呐！”
路线转到五棵松、八宝山那条大街继续向西，直到西山脚下的一个村边折返。由西向东奔去。在一个饮水站，我们接过扎托皮克递过来的水杯，感到很荣幸，连连点头致意。
三万米难关到了。嘿！真是不假。我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疼了，腿也一阵阵抽起筋来。
这期间，不断有运动员退出比赛，连全国冠军、八一队的黄志勇也登上了收容车。我默念着夏先生的告诫，想着队友一张张期盼的脸和一句句鼓励的话。
李作英简单地重复着：“坚持！坚持！”他时而在我前面带我，时而和我并肩助我。有一阵子，自己心焦气烦，竟想撕掉满是汗水的背心。万念俱灰，闭上眼睛机械地挪动脚步。
“坚持！要征服这困难，战胜疲劳，战胜自己！半途而废会后悔一辈子的！”思想在斗争，步子还在迈着，路程一米、一米地缩短着……进复兴门了，我向李作英报时，他算了一下对我说：“有希望通过健将！顶住啊！”
听到这句话，我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步子又快了起来。跑在宽阔的长安街上，两旁的观众热情地为我们加油。当我看见了天安门，真是说不出来的亲切，啊，胜利在望了！
拐进前门大街，我的脑海词库里只剩下两个字——“坚持”。再看前前后后跑着的内蒙、云南、辽宁、四川等省市的对手也已没有“拼杀”的劲头，都在想着平安地跑过终点。
先农坛到了，我们肩并肩地跑进田径跑道。就在离终点七八十米的地方，一名运动员突然摔倒在我们面前。本来可以绕过他，还能争得前一位名次。可是李作英毫未犹豫，伏下身去搀扶他，我也哈腰伸手共同扶起这位跌倒的对手。
可是没想到，这位仁兄竟站起身甩开我们急速冲到终点。最后，李作英簇拥着我，终于双双冲过了这422195米“长征”的终点线。
2小时32分54秒！李作英还有很大的潜力，只是为了关照我，放弃了更好的成绩和名次。我们的成绩比运动健将的标准快了3分零6秒。
回到学校，我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食堂门口，贴满了鼓励和夸赞的标语。在宿舍门口，也是五颜六色，有一条幅写着：“蓬铁和作英，你们辛苦啦，努力往上爬，上面就是家！”那一天，那一夜，我是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中度过的，是永远难忘的。
非常让我痛心的是，李作英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英年早逝。我永远失去了这位能与人共患难的学友和队友。
在纪念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更加怀念他。
（作者系清华大学机械系1960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4-08 A3 科学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