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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报：我国国际会议是否泛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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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重要的、专业性强的国际会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铁专家
王梦恕，常常收到一些打着“国际”旗号的会议邀请函，为此深受困扰。
起初，他还会从众多的邀请中，选择一两个与交通相关的会议出席。但久而久之，王梦恕发现，一些所谓的国际会议，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常常都是空谈，非常枯燥。参加会议的除了专家，还有很多都是一些厂家，他们主要是宣传自己的产品，且需要交一定的参会费。“这已经变成一种‘以会养会’的形式了。”
不过，今后这股国际会议泛滥之风，将有所收敛。
2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
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总量；不得在同一时间或短时间内举办主题相同或类似的国际会议；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
“外国人乐意到中国开会，因为地方政府出手阔绰。”王梦恕告诉《北京科技报》，凡是来华参加国际会议的外宾，都能享受高规格待遇，比如坐头等舱，住星级宾馆，吃中国美食，甚至还能游山玩水，而这一切全部都免费。花销则全部由地方财政包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开会，会务接待是不包括吃饭、住宿、交通费用的，与会人员必须自掏腰包，组织者只是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对于他们来说，开会是公，游玩是私，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李永江说。
在李永江看来，这与中西方的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凡是故人来都会请吃饭，参观旅游，对于外来的客人，更是想要尽全力招待。这种文化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它，但要视乎情况，不能不讲原则地请吃饭，请旅游，这种风气我们要及时遏制住。”
而许多国际会议，尤其是官办的国际会议，“国际”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无非就是有几个金发碧眼、不同肤色的外宾，其实那都是为了壮门面，撑场子。而为了凸显‘政绩’，全国各地的国际会议，排场是越来越大。”王梦恕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参加了一场交通方面的国际会议，规模非常大，总共花了3000多万。
地方政府申办的国际会议，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在一些地方的中高档宾馆，常常可以看到门口悬挂的诸如“热烈庆祝××国际会议举行”的横幅。
召开这种类型的会议，大多都是地方政府希望提高本地的知名度，或是希望发展地方经济。“这样的会议没有什么内容，纯粹只是为了提高知名度，所以随便邀请几位国际友人前来开会，就称为是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李永江说。
李永江说，全国各地争相举办大型国际活动，其目的显而易见。“人们不希望在邀请别人来开会的时候，自家的房间没有收拾好，所以如果一个城市的会展经济发达，那么自然会带动其他的相关服务，譬如说旧城改造，道路修建，会展中心的硬件设施等方面，大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建设，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此外，国内的一些高校，也成了国际会议的“重灾区”。高校都想通过召开一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来促进学科的发展，建立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在这其中，虽不排除纯粹进行学术交流的正规会议，但也不乏一些高校抱着赚钱的目的而举办。“因为借着‘国际会议’这个响亮名号，可以吸引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会。而凡是想进入到会场旁听的，都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李永江说。
“有些高校举办国际会议，目的是为了拉科研经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为了在接项目时更有说服力，高校常常声称在立项时举办了几次国际会议，邀请了哪些名人和像副委员长、部长这样级别的领导。可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大多名不符实。
所谓“物极必反”，国际会议数量频频增多，不仅浪费了公共财政，也失去了会议本身的意义。
李永江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举办国际会议，也不是所有的国际会议，都能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举办国际会议，更多地是投入金钱、人力、物力等，通过会议解决某些不可告人的问题。
“国际会议越来越偏离原来的轨道，变了味儿，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开会，而是为了创造会议而开会。再加上一些国际会议的主办方，常常打着开会的幌子，热情地款待盛宴，有一些常被邀请来开国际会议的外国人，甚至感觉到了疲劳、厌烦，不再参加这种有名无实的会议。”李永江说。
“有些国际学术会议，排场虽然大，质量却不高，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交流。”武汉大学教授邱均平说，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日程通常安排得非常紧凑，一般就是1～2天，且每个专家的发言时间，都受到严格控制。“有的外国专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花几万块钱请自己来，只让讲10分钟。即使这样他们也很高兴，免费旅游，谁不愿意？”
而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一般都是单纯的学术交流。会议时间都在3～4天左右，安排每个专家作报告的时间比较充裕，报告后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去年，邱均平受邀到英国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当天的会议日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与主题相关的专家会来，如果讨论另外一个主题，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不用参加。而国内的一些国际会议，甚至会邀请与大会研讨领域无关的外国专家。”
竹立家认为，国际会议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名誉，利用公共财政资源，以国际会议的名义请一些外国专家，借着国际会议的名誉造成影响，再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绩。第二，是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不规范，有很多漏洞，不公开透明，有些单位私存小金库，他们借着国际会议的名义来把这部分钱给花掉，为自己牟求私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研究中心刘大可主任认为，现在我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出现国际会议混乱的局面，也不足为奇。“关键是我们要从经验中，学习如何举办正规的国际会议。”
刘大可说，正规的国际会议，并不是随心所欲就可召开。它需通过国家的审批手续，也要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而这些财政都是有预算的，并不能肆意浪费。根据国际会议的类型不同，所需要申办的程序也有所不同。
比如，有的是国家申办的会议，像博鳌，奥运会等，就需申报给国务院批准。而有的属于地方政府申办的，这是一般性级别的会议，只要地方省、市政府审批就可以了。国际会议的种类，则要看会议的内容、邀请的人物。如果邀请国家元首等级别的重要国际要人，就得递交给国务院外交部申办。
然而，现在有很多的国际会议，并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批，有一些会展公司利用市场运作获得资金。“这点从入住酒店的人数就可看出。据统计，每年五星级酒店的入住人数，远远超过实际审批的数量。再加上国际会议入境控制不严，即使没有邀请函也可以入关，这也滋生了国际会议的泛滥。”刘大可说。
事实上，一次国际会议还蕴含着无限商机，由此催生出会议公司，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邱均平告诉记者，这些会议公司，多为从国外引进的所谓高级人才所开办，他们一般就是租个办公室，然后雇佣几个懂外语的员工，便可开始组织筹办国际会议，会议通常与他们自己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些会议公司，组织的多为行业国际会议。首先策划出会议的主题，然后分别向行业内的专家和企业发邀请函，再请一两个所谓的国外专家来作报告。联络、接待、登记等都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会场的布置、相关设备、同声传译，以及媒体宣传也都有专人负责。
邱均平说，这种会议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与会人员交纳的参会费。费用十分高昂，一般每人在2800元以上。而即使这样，也有市场需求。对于行业内的专家而言，他所撰写的论文，可被收录到英文的论文集中；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参加这种会议，他们可以邀请到行业专家为他们的产品背书。
“这种会议也就召开1天，上午搞个开幕式，下午分组讨论一下，连闭幕式也没有就结束了。”在邱均平看来，这些会议公司，也是造成国际会议泛滥的根源之一。“原本我以为这种公司只在武汉有，后来通过同行了解到，原来北京、上海也都有类似的公司。他们的利润很大，一年能赚上百万。”
虽然一些鱼目混珠的国际会议，在国内举不胜举，可实际上一些重要的、专业性强的国际会议，国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邱均平说， 一些专业领域较强的国际会议，国内目前申办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些会议的举办方，都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例如国家在本领域实力比较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还要有高水准的服务水平。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这些国际会议是无法在国内举办的。
这就像我国申办奥运会一样，我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了，直到2008年奥运会，中国才如愿以偿；每两年一次的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国际大会，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才成功申办了一次；而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沉积学大会，中国学者已经申办了20年，至今尚未成功。
李永江认为，这与我国经济实力水平，有着很大的关系。只有一个国家不断发展，国际上认为申办的国家或者单位，在这个领域内有能力、有价值申办，才会做出相关的评估，最后才能正式申办。
“这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李永江对记者说，除了经济，科技领域的发展以外，中国还必须多出创新性拔尖的领域人才，只有我们在某些领域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世界上才会有更多的人想来到中国，听听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因为这里有他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如果只是一味地学习别人的，那么想要在本国申请权威的国际会议，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其实，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我国也曾成功举办过。比如，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地震工程大会，是由国际地震工程协会举办的地震工程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学术盛会。它开始于1956年，每四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13次。虽然参会者需交700美元的注册费，但依然吸引了3000多人参会。
李永江说，尽管现在有很多的国际会议属于非正规型，混淆视听，但人们不能一概否定会展经济对于推动城市及现实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较晚，所接触的国际会议次数也较少，举行的国际会议就难免会不成熟，现在随着人们对国际会议了解的深入，安排流程等也自然会越来越成熟化，与国际接轨，国际上如何安排，我国也怎么安排。
韩国也是个热衷开国际会议的国家。但是与我国赔本赚吆喝所不同的是，国际会议给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一项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5月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审美牙科学会学术大会，创下旅游收益900万美元。同年9月召开的世界肺癌学会学术大会，旅游收益近1800万美元。
为了扩大影响，韩国组委会也会向各国的媒体记者发邀请函，但不会提供路费及住宿费。不过，从机场或车站往返饭店的大巴，都是由组委会免费提供，且推荐几条旅游路线，以便记者在采访闲暇，体验韩国文化，但这都是自费。
竹立家认为，今后我们要加大对国际会议的规范力度，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要严格控制财政预算，使公共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其次是要对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细化，国外的国际会议预算都要先由预算委员会审查，等审查通过才能举办。另外要把预算外的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减少花费空间。此外，最好是成立一个项目小组，由项目管理人亲自管理资金，现在我国对于国际会议都是部门和组织者在管理，分工不明确。
邱均平认为，国际会议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办个手续可能要好几个月。而在国外，只要能找到赞助资金，请来行业内的专家，就可以举办了。“包括我国台湾，2006年，我到台湾大学去讲学，走在校园里，发现有关国际会议的公告特别多。当然，这可能跟他们办国际手续比较方便有关。”邱均平建议，“对于一些专业领域的国际会议，没有必要卡那么死，若国家能提供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应尽可能简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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