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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究竟有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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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我们有科学素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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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普遍崇尚科学精神，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掌握不够 |
数据来源：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制图：宋嵩）
【编者的话】
前不久，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虽然有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报告再次引起大家对科普的关注。
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科普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
从今天（2月23日）起，人民日报推出“科学究竟有多远”系列报道，与您一道了解科普现状，走近科普人群，展望科普未来，共同锻造我们的科技“软实力”。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该怎样看待这一数据？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究竟怎样？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议论。
1992年以来，中国科协在参照国际通用调查题项的同时，结合具体国情，在大陆地区对18—69周岁的公众展开调查，形成了8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比较这8次调查结果，尤其是解读2010年的最新数据，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人的科学素养状况。
普遍崇尚科学精神，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掌握不够
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从三个方面进行测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一个被调查者只有同时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何薇是唯一参加了全部8次调查的研究人员。据她介绍，2001年，具备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是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
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但在何薇看来，并不能简单地作数字对比，应该更关注中国的语境及调查数据背后透露的信息。
在这三个测量维度中，“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与国外的差距较大。何薇称，以9道国际通用的科学知识测试题的平均正确率来看，2008年美国的水平为64%，2010年中国的水平仅为41%。
在“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上，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提升缓慢。2005年为7.4%，2007年为6.9%，2010年仅达到9.8%。何薇分析，这主要源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过程的教育重视不够。
对于“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这个维度，国际上没有统一的题目和标准可供对比。何薇说，“历次调查都显示，中国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小。”此外，中国公众对科技发展充满信心与期望。以2010年的调查为例，有84.5%的公民赞成“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欧盟，这一说法的赞成比例为75%。在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态度方面，77%的公民赞成“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
对科技信息的兴趣不输发达国家公众，超八成被调查者最关注“医学与健康”
虽然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并不十分明显，但公民对科技信息的感兴趣程度显著增长。第八次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对与科技有关的新闻话题感兴趣的比例增长较快，其中，科学新发现为71.6%，医学新进展为71.1%，新发明和新技术为68.2%，均比2005年的调查结果提升了一二十个百分点。
何薇表示：“虽然中国公众与美国和欧洲等国公众在科学素养水平方面还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感兴趣程度基本相同。”比如，对“新发明和新技术应用”话题，有49.2%的中国公众表示“感兴趣”，而欧盟的这一数据为49%。
在所有与科学相关的信息中，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更受关注。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公众最感兴趣的科技发展信息是“医学与健康”，选择比例为82.7%。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认为，这些数据正体现了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有科普需求。“科普就是要从公众的需求出发，满足大家的科学欲望”。任福君认为，科普既要遵循普惠制，也要注重差异性。“比如城市老年人更关注保健信息，年轻人可能对于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更感兴趣。”
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进科技场馆，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
除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外，几次调查还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公民主动参与科普活动和参观科技场馆等的意愿在增加，参与机会和比例也在增高。以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的参观情况为例：2010年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27.0%，比2005年提高了17.7个百分点。2010年因“本地没有”而未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37.6%，比2005年降低了18.1个百分点。
任福君认为，这些数据体现了这几年间，中国科普场馆的建设速度加快，数量大大提升。但不能忽略的是，有些场馆缺乏资金，空壳化运作，展品和陈列方式多年没有变化，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让任福君印象最深刻的数据是新媒体对于科普的巨大影响。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报纸（59.1%）、与人交谈（43.0%）、互联网（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书（11.9%）和科学期刊（10.5%）。与2005年的6.4%相比，公民利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提高了20.2个百分点。
根据2009年的《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截至当年3月，我国网络科普设施达到600余个，181个全国学会网站开设了科普栏目，科学松鼠会等民间科普网站更有针对性，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
“在调查过程中，更要关注公民获得科普知识的渠道问题。数据的变化，说明保证渠道的公平提供和利用，才能激发并满足公民的科普需求。”任福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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