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术界的现状，我们通常可以将“学术批判”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对于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商榷、驳疑等，以达至真理的澄明。二是指对于学术“规范”而言，通常是指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诸如剽窃、抄袭、引文不规范等进行公开的批驳、谴责，更有甚者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三是对于学术“共同体”本身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诸如文山会海却成果全无、国内国外全是“走秀”。如果仅就第一点来讲，任何的批判对话都能够真正刺激学术的增进，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而对于后两点来讲，“学术批判”能否达至其“唤醒”学术求真的“天道”之目的，本身就成为问题。在这样一个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反思与批判都有可能被“异化”，从而与“学术不端”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学术批判”也难逃这种逻辑。

 

首先，学术批判日趋成为一种娱乐。如今学术造假已经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在这个如西方学者鲍德利亚所认为的“消费”引领“生产”的消费主义时代，对于学术这种原本是很少人，即学术共同体才关注的问题，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这得益于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助推。我们知道，在信息传播中有一种“信息茧房”现象，说的是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只接受那些自己有兴趣的、符合自己观点的，同时将其他信息过滤掉，时间长久之后，人们便会被包裹在自己所掌握的狭窄信息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狭隘意识”，所以会造成对某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越来越偏激。这对大多数人都适用。从传播学视角看，媒体也可能更多地去迎合这种偏激，激起大众兴趣，寻求卖点。这一点，从今天更多的对学术不端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这些报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学术之外，从而使学术问题本身被忽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媒体在公布什么学者抄袭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读者对学术本身的不满情绪引向对受批判者的谴责、谩骂甚至是“窃喜”上，本来很严肃的学术争论、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谴责达至的东西，被诉之于普通大众，在没有学术判断力的大众面前，媒体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来，学术批判本身就滑向了一种娱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学术问题依旧存在。

 

其次，学术批判日趋远离求真问道的本意。学术共同体疾病重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当所有的批判大棒打向被批判者的时候，学术的毛病依旧存在，人们该如何依旧如何，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一方是学术批判的“好不热闹”，一方是学术不端的“我行我素”。为什么越批判，这种现象越严重呢？可能有人会反问，是现象的更严重才导致更多的学术批判。其实，将作为社会事实反映的社会意识即学术批判调整为“逻辑在先”，意图是想说明，正是通过这种学术批判使人们看到了“学术的虚无”（当然并不是真正的虚伪）。在学术批判中，人们热衷于将这种学术不端行为放大为某某权威如此这般地抄袭，然后又是某某权威机构的集体造假等，不一而足。从而沦落为一种是非之争、义气之争。这样一来，对整个学术共同体成员而言，这是一种自我鞭策、自我约束，还是更容易导致一种自我放逐？对于从事学术的人，总是以一种“负面”的学术批判来宣告、约束这种不端行为的，但在实质上却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学术是一种实现自我的志业，这种“实现自我”不是说通过学术实现自我的仕途、钱途，而是说，学术本身就是其兴趣、理想，当人们在学术批判中看到再权威的专家也不过是一个剽窃者的时候，学术能否成为志业就不能不值得疑问，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对学术不端的曝光如果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呈现，其本身就是问题重重的。

 

显然，对于学术批判本身不容乐观，如上列举也只是窥其一二的现象。最后，我认为需要呼吁的是，人们应将学术批判推进一步，更多关注学术批判的前提，这就是要对造成这种学术不端的制度层面加以拷问，将学术规范变成一种学术制度，从而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种契约性力量，唯此，才能真正推进学术的进展，并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改革做到真正有效地扼制学术不端行为。梁启超先生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希望梁先生的这句话，不会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被解读为，“学术不过就是一种权钱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2-18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