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一切满怀希望……但是现在却如此绝望，如此愤怒，如此无力。”
这段话出自一名自称武汉大学毕业生的网络日志。短短几天，这篇日志就在网上受到高度关注，一些大学生网友认为，日志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什么这么多高学历青年感到“无力”？我们社会应为此做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静进行了专访。
部分高学历青年感到不满，是因为结构性失位问题
记者：一些大学生对社会现实感到无力，原因是什么？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关系吗？
张静：收入差距只是造成部分人不满的原因之一，但它解释不了问题的全部。例如，有的国家收入差距不小，但社会依然稳定。所以，在分析高学历青年群体的不满和无力感时，需要注意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
记者：“结构性因素”具体指什么呢？
张静：具体含义就是部分高学历青年，在现实中遇到了结构性失位问题。
在一些长期稳定的社会中，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旦考入大学，他未来的收入如何，能进入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后续发展路径，都能基本确定。这种能看到未来的确定性，我们称作预期稳定和未来结构进位的吻合，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
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高学历青年毕业后，在社会中的实际遭遇和原先对自己身份、收入、职业等方面的预期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不确定性增加。
一些大学生曾寄希望于通过上大学改变社会身份，但拿到文凭后却发现，自己还是落入了体力劳动阶层，而这正是他们竭力要避免的结果。
这种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使不少年轻人感到事业前景不明朗，因而产生焦虑和不满。
记者：为什么您确信这一点？
张静：很多已有的数据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也可以从四处蔓延的事业焦虑气氛中观察出来。
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3月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单位，43.1%的受访者选择国有企业；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地区，47.9%的受访者选择省会城市；关于自己的职业目标，45.9%的受访者选择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可见，不少高学历青年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有很高预期。
其他机构对大学生的调查还发现，过去几年大学生就业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越来越基层；二是就业城市越来越向非中心城市转移。
由此可见，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状况与对未来的高期望，形成了强烈反差。
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会从根本上加剧就业难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部分高学历青年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从长远来看，文凭教育理念、社会结构变迁都可能加速上述现象发生。但就近期而言，这个问题与教育政策有关。前几年大学扩招，我们培养出了很多高学历者。当然，扩招能让更多年轻人享受高等教育，这也是社会发展趋势，但教育产出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大学专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学专业设置常年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就是不正常。
从教育部发布的常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高校文科专业的就业率与高校内部专业结构之间，相关性非常低。就业率很低的专业没有及时缩招或调整，反而存在继续扩招的现象。
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到2008年本科就业率较低的文学专业，2008年入学的在校生比例仍然排在各专业的第一位。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从根本上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
另外，能给人安身立命之技能的初中级职业教育，发展非常欠缺。我们系里曾有一个博士后，是新疆一家企业的主管。他告诉我，想到他们那里去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少，但他们企业不需要，而迫切需要的技工却很难找到。
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产出很多，但“产品”不对路，培养的许多人才在现实中没有市场。这就从客观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记者：这很正常啊。大家辛辛苦苦读了大学，毕业后却只能做技工，肯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
张静：这和教育过于追求文凭，轻视技能培养的传统有关。这一点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
我们有很强的“文凭社会”文化。在人们的传统认识里，文凭是一个人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志。普通人可以通过拿到高文凭来改变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指经济收入上的提高，还包括身份认同、职业准入、政策特权和社会声望等多个方面。
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凭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下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大家普遍认为，上了大学，拿到了较高的文凭，就应该对应地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摆脱基层社会。
所以，大学生一旦没有“正常”就业，而是去卖猪肉，做掏粪工，或下乡务农，都会成为新闻。人们从心里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正常的职业就不应该是这样。
精英教育不能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技能教育应获得更大规模发展
记者：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结构性失位问题，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静：直接后果，就是加剧身份焦虑，并转化为潜在的群体性不满。每个年轻人都关心自己的未来发展，关心自己能进入哪个社会阶层，有什么样的晋升渠道，过什么样的生活。试想，如果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获得了对自己未来发展的高预期，但现实处境却与预期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能不焦虑吗？
高学历青年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力，比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群体都要大。这一群体受教育程度高，权利意识强，有表达不满的能力与欲望。而且，高学历青年几乎人人都熟悉电脑，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更现代化，平台更开放。
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的社会网络比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群体更广阔。在上大学时，他们会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毕业后，他们的校友散布在各行各业，数量巨大，相互间的联系也会继续保持。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解决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这一任务很艰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首先，高学历青年群体的就业心理与未来预期，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不断调整。由于影响年轻人就业心理的主要因素是“文凭社会”这一文化传统，其转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大学教育应有长远布局，逐渐改变追求文凭的传统惯性，对社会需求要反应灵敏。
其次，教育政策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方向，需根据新的形势作出调整，研究建立分类培养体系。教育有两项看似矛盾的职能：一方面，通过加速社会流动达到平等；另一方面，又对身份地位进行社会分流。
我们不应回避这一事实，还要充分利用它的不同功效。
一方面，应该为所有人开放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教育产出量应有所区别。在全面提高社会教育水平的战略中，应让精英教育内容精深、培养时间长、人数少量化，技能和知识教育内容应实用、学制较短、人数普及化。
对于精英教育，应保护学生的潜力和兴趣，尊重其自主选择，不能将它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对于技能教育，可以广泛引进民资、外资，利用各种资源，提升技能教育的规模与水平，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职业需求之间，应建立有效的联系与共变机制，推动那些没有社会需求、亦非精英教育的专业转型，让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社会上的人才需求对应起来，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环境。
记者：船大难掉头。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要做出上述改变有一定难度吧？
张静：难度确实不小，因为触及利益和体制。比如大学不愿减少招生规模，不愿取消没有社会需求的专业。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教育部门按学生人头数给大学划拨经费，减招就意味着经费减少，教师职称晋升乃至饭碗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大学越是扩招，专业越是齐全，机构越是大而全，在现有体制中的地位就越高，甚至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就越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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