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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从“伯乐相马”到“骏马奥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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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思考 |
提起“伯乐相马”，大凡多少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听说过一点。现今，人们常用伯乐相马比拟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各级官员讲话，还是报章杂志、网络影视等传媒宣传，都把伯乐相马作为学界举荐和遴选人才的重要手段乃至唯一途径，并把伯乐相马视为美谈津津乐道。
诚然，有伯乐总比没有伯乐要好，有马可相总比无马可相要强。但是，伯乐相马只可能是发现和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并且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说到底，伯乐相马还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个人使然而非制度使然，而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靠得住的——有偶尔走眼的，有不愿做伯乐的。这是伯乐相马式人才遴选做法的根本性弱点，是难以避免的弊病。
首先，伯乐不是时时处处都有的，而且人数一般不会很多。无伯乐，当然不可能相中骏马。仅靠伯乐相马，即便多有杰出人才，也会被长期埋没，永无出头之日。因为相者毕竟有限，而现代社会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不是通过伯乐相马就可以满足的。
其次，即使有较多的伯乐，也难以胜任现代社会的人才遴选工作。现今，社会分工如此庞杂，事业发展如此迅猛，需要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人才，远非伯乐所处时代能够比况。如果光靠伯乐相马，显然难以适应现时的迫切需要。何况，伯乐自身也不免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其观察广度和认识深度毕竟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受到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网的制约，无法把所有的千里马都一一挑选出来。
再次，身边有人才，但是无意做伯乐的也大有人在。这在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更有甚者，有人还反其道而行之——压制人才。据说，巴罗对于牛顿，戴维对于法拉第，就是如此。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即失业：他的老师和系主任不留他做助教；他写信求助包括昂内斯和奥斯特瓦尔德在内的著名科学家，也无果而终。在今日之中国，类似的状况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掌握一定权力和资源的“武大郎”，是决不会容许比他高一分半寸的人才进入他的店门的。
最后，鼓吹伯乐相马，假伯乐和赝伯乐往往应运而生。好制度都有人钻空子，何况伯乐相马本来就有缺陷，假公济私的可能自然难免。一些有权有势者会佯装伯乐，乘机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这些人即便对于身边已有的正直人才也不想任用，焉能舍近求远，不辞劳苦地去发现和选拔千里马？
眼下，关于伯乐相马的宣传和鼓噪虽然日渐式微，但是伯乐相马的遗风依旧存在。在学界，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才工程”、“引进计划”之类的设计，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人为色彩。我们的“××讲座教授”、“××学者”之类的人才选用，也欠缺公正而周密的制度安排。本来国内人才有的是，却要到国外高薪聘请；本来本单位有的是高手，却要到外单位挖墙脚。其结果，请进海龟（留洋的），气走土鳖（本土的）；拉来外面的，挫伤内部的。请进拉来的，有的也不尽如人意，甚至上当受骗的事例不时见诸报端。不难看出，这些选才的当权者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才，即使对已有的人才也不懂得怎样发挥其作用。他们对待人才真像韩愈描绘的：“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我认为，要让学界人才脱颖而出，关键在于提供学术自然生长的宽松环境，营造人才辈出的自由氛围，制定切实可行的人事政策和人才遴选法规。这就要抛弃伯乐相马式的、以个人主观意志为主导的思维模式，打造“骏马奥运”式的制度设计和客观公正的比赛平台。也就是说，制定合理的竞赛规则，确立严格的评判标准，挑选优秀的铁面裁判，举办名副其实的人才奥林匹克运动会。面对这样的奥运会，驽马无疑不敢上场比赛，骏马自然一鸣惊人、一日千里。此时，选才者焉能浩叹天下无骏马？有才者何愁天涯不识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21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