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每年的9月1日，都是新学年的开始，有一年级的小同学自豪地背起书包跨入学校大门，更有许许多多进入新学年、迈进人生新阶段的同学迎接着新的挑战。
日前，应北京市教委、北京电视台之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作了《明天开学了》的演讲。在演讲中，贺福初亲切地把各阶段的同学称为学弟学妹，饱含深情地表达了他对莘莘学子的祝福：人生，不仅有黑色的苦难，能阻碍你抵达成功的彼岸；而且有金色的诱惑，能吸引你误入事业的歧途、甚至死胡同。对前者，要勇往直前；对后者，要心无旁骛。
作为部队培养的分子生物学家，贺福初以他的卓越成就成为我国最年轻的院士、我军最年轻的将军。
本报全文刊登贺福初的演讲稿，以飨读者。
□贺福初
世界上很少有事能让如此多的人高兴！这，就是开学！
明日开学了！上够了幼儿园的金童玉女、“宝宝”们，你们终于喜登人生的第一个学堂！“小升初”、“中考”、高考、“研考”的成功者，你们可以满怀胜利的喜悦迈入理想的殿堂！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你们终于不再是“老么”！还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你们即将放飞春天的希望；求贤若渴的老师们，你们就要收获秋天的梦想！这是春华，更是秋实！这是秋天，胜似春天！多么好的时节：万千学府摘“新桃”，亿兆学子换“旧符”！这是人间幸事，这是国家盛事！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由感而应，由知而智。人类文明，启于文字、昌于文章、成于文书、盛于文库，“文”生而“明”至、退“野”而远“蛮”。于是有，万代相学、兆众相习；并且，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终于，汪洋恣肆、奔流不息，“文”且“化”也。
学校，传文承明之场，开化启智之所。人类文明，绵延数千年，“文”不绝于一世，“化”不止于一伍，其功首推“学校”，“学校”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国，作为5000年世界文明古国，历4000余年，经庠、序、学、校、塾，终至“学校”，可谓源远流长。“开学”，古往今来，均属国之典，世之礼。此次被委（北京市教委）/台（北京市电视台）特邀，共襄《明天开学了》盛举，不禁令我回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
童年的苦难
苦难是我上的第一所学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农耕之家，家族世代务农，父母大字不识。政治的动乱、社会的动荡，伴随着我的童年。人生的苦难，使我先天缺营养；时代的苦难，使我先天缺教养。但是潜移默化、深耕民间的湖湘文化，硬是像女娲补天，朗清了我幼小、稚嫩的知性与心灵：楚国大夫屈原的行吟问天、东晋辅国将军车胤的“囊萤夜读”、北宋文正公范仲淹的“后乐天下”， 虽越千年，就在身边！
五岁时，我虽不识字，靠“鹦鹉学舌”，已能很快背下“老三篇”，方圆称为一奇。 初生牛犊，渴望读书、渴望上学！向父母哭着、闹着，“我要上学”！其时，“文革”正如火如荼，各校均停课“闹革命”，根本无学可上！一直等到七岁，大队办起了仅一个年级的小学，我作为大龄学童勉强入学。但由于只有二年级一个班，因此连续读了两个二年级，第一年，啥也不懂，跳级，高兴！第二年，懂了不少，留级，郁闷！
我家兄妹三人同时读小学，我们既期待开学，又怕开学。开学了，就有书可读了，所以我们期待；开学了，要交学杂费，否则，不发给你教科书，因此我们恐惧。那时，我们三人学杂费加到一起，虽然不到十元，但对于务农、一年到头根本分不到十元的父母亲来说，却是天文数字！自然，我们开学后常常拿不到教科书！这样，我们不仅无书可读，还得忍受同学、甚至老师的白眼与歧视。因此，多年来，我们兄妹又很怕开学！
无奈中，父母亲后来想到了养母猪、卖猪仔、筹学费的办法。为此，我们虽然要少吃不少本来就欠缺的白饭而挨饿，以节省下来粮食供给母猪与猪仔；但是毕竟有书可读了，而且还可以扬眉吐气地读书了，我们不再为读书、为开学而痛苦，而是满心为读书、为开学而欢呼、而快乐！可是好景不长，连续两场猪瘟几近中断我们的求学旅程。最后，还是父亲当掉了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缴获土匪、珍爱如生命的毡帽、皮衣，才拯救了我们的上学机会。
青年的诱惑
诱惑是我上的第二所学堂。1974年小学毕业时，正值“白卷英雄”当道、“反潮流闯将”走红。社会上流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强烈冲击着读书人的灵魂；学校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军，根本无课可上、无书可读，中华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
这种背景下，不少同学不想“荒废青春”，而主动辍学回家务农，作为一个劳力不仅可挣工分养活自己，还可帮衬家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当时我家里仅父母一个半劳力，养活我们姊妹四个极为困难，常常入不敷出。无望的未来与实在的当前，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强大反差，从而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诱惑”：不当被人看不起的“寄生虫”，要当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未曾想到：父母根本不同意！他们朴素地认为：“养儿不读书，不如养个猪”，彻底打消了我这个念头。但是为此，母亲曾背着我们多次出去要饭，我们也曾背着父母出去要饭，以聊补家里粮食的匮乏；此外，为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十二岁起，就一直坚持边上学、边劳动，养活自己。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举国大庆，各级都举行了文艺会演。在全县会演中，我带领公社宣传队夺得第一名，且个人因表现突出、经反复考核，被县文工团录取，一时传为佳话。这对于一个农村的少年来说，是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乐得父母喜不自禁。但是当听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文工团的好意，拒绝了到手的“跳出农门”的诱惑，下定决心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即使落选，“鸡飞蛋打”，也义无反顾。
这一天，来得比我预想的早了一年。1977年8月31日（33年前的今天），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本来拟定召集学生会干部讨论新学年的组织工作。不巧，全公社举行高考摸底考试，占用了我们的会场，无地开会，校长开玩笑地让我一道考，结果数理化均考了全公社第一。因此，我作为高一在校生代表，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考上武汉大学，无意中成为常德地区在校生考上名牌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者，人们奔走相告，整个乡村几近沸腾，好像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但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因而果断放弃了此次众人求之不得的名牌大学深造机会，甘冒风险、继续中学学习。
1978年参加全国统考，我成绩如愿名列全省前茅，自己满心希望能攻读当时广被人们青睐的激光物理或理论数学，结果却被复旦大学录取为竞争更为激烈的遗传工程专业。其时全国刚开过“科学大会”，尘封的科学重见天日，科学的桎梏终被砸碎，荒芜的时代已成往事，人们欣喜若狂地欢呼、拥抱“科学的春天”！国际上刚崭露头角的遗传工程在大会上被国家列为八大重点发展的战略领域。按理，我应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料，由于乡村的闭塞、个人的无知和时代的荒芜，我错误地将它与“育种”简单地等同，因而极端地抵触，几次三番地要求更换专业。要不是老师谈家桢先生后来的“醍醐灌顶”，那就随了大溜，与生命科学失之交臂。
1982年大学毕业，同学们大都忙着“考托”、“考G”，联系出国。老师盛祖嘉教授则提醒我：大家一窝蜂出国，留在国内的年轻人将会机会更多；大家打破头挤进中科院、名牌大学，从军的年轻人将会机会更多。古往今来，逆潮流而动，从来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明摆着可能的风险，却是新潮先锋的“捷径”；随大溜而行，历来用不着人们的思考，潜藏着必定的危险，尽属时代落伍的“麦城”。我有幸听从了教授的劝告，再次摆脱了时尚的诱惑，从而有了2001年大陆最年轻的院士，2002年我军最年轻的将军，成为我国领导国际大型科技合作计划的第一人。
明日要开学了！学弟学妹们，人生，不仅有黑色的苦难，能阻碍你抵达成功的彼岸；而且有金色的诱惑，能吸引你误入事业的歧途、甚至死胡同。对前者，要勇往直前；对后者，要心无旁骛。明天，属于你们！
《科学时报》 (2010-9-1 A3 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