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管人才是历史实践的必然回归
走高技术跟踪路线30年了，实践证明，不重视基础研究、单纯跟踪将永远落后。发现和发明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世上事殊途同归是经常有的。当然创新比跟踪难得多，难在何处？是体制问题，还是队伍能力所限？
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说：“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至今8年了，还是积重难返。这才引出“钱学森之问”的世纪留言，这才引出“党管人才”的政策回归。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社论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为动力和源泉。”
60年来，关于如何办科学的问题，这才算尘埃落定，永别了急功近利、崇洋媚外的颓势。笔者不止一次说过：“引进生产流水线不如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不如引进人才；引进人才不如引进制度。”
1957年2月笔者第一次遇到钱学森先生时，先生就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美国人做得了而中国人做不了的”，“世界上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
其实，早在1945年，美国科学发展局主任V·布什就向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份科学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该报告扭转了美国“重应用轻基础”的历史取向，对美国科学后来居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思想启迪。看来，中国最缺的首先不是杰出的科学家，而是既有政治远见，又有科学素养的管理学家。
李政道先生从1972年第一次回国后，每次回国都向当局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这一讲就是37年，可谓苦口婆心。中国科技是否从此就能走上康庄大道呢？听也罢，不听也罢，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善作基础研究的队伍，这个国家的科技是上不去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不遵守能行吗？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央放权，改“外行领导内行”，试行“内行领导内行”，效果如何？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管科学的人自己是不允许作科学的，管科学实质是管科学家，怎么管？不可越俎代庖，管辖科学资源的人更要避嫌。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和守门员，三位一体，垄断加特权，天下必大乱。
今天党管人才就是要把“服务科学发展”（或者说为科学发展服务）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自觉地用科学理论指导人才工作”；“用科学制度保障人才工作”；“用科学方法推进人才工作”。“指导”、“保障”、“推进”的意思，讲的都是服务。早在1964年，中央就为科学工作者颁布了科学14条，后又增补为72条。邓小平说：“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1964年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每周六来中关村，到各所作调查研究，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做的都是“服务”；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用填写表格来管理人才，看发表文章的多少来奖励人才，用被引用率来评判文章质量。把因人而异的质量管理异化成填表点数的统计工作。由此，学术制假、各种学术腐败应运而生。后果必然是一切科学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形成“师道尊严”和“官道尊严”的“联合专政”。这样的“内行领导内行”执行下去，怎是了得！人才还冒得出来吗？
60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科学家应受尊重的权益被封杀，用权力指挥学术、用权力取代学术，是人才冒不出来的根本原因。今天讲创新，首先应该研究过去为什么创不了新。只有研究透了，才能理顺关系。美国有个科学发展局，不断关注国际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来调整美国科技布局。而所谓领导科学，就是点题、点人、点钱六个字，也即做什么题目，找谁去做，钱该怎么花。给钱的人和花钱的人都须有问责制。
美国每年都要颁布黄皮书，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统统登记在册，谁都有权去申请，这就是点题。这项工作在中国有人做吗？没有人做怎么叫广大科技工作者去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呢？
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谁又是阻碍我们前进的对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非洲大陆的移民和中国大陆的移民作为苦力，建设了美国的农业、交通……一战以后，中国大量学人移民美国，今天，无论在大学，还是大企业，都可看到华人科学家和华人工程师的身影……直至当今，美国的政坛有骆家辉、朱棣文、赵小兰3位华人部长。尽管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远谈不上友好，但是对中国的人才输出还是竭尽欢迎之能事。我们这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50年代、60年代的大学生，把子女一批又一批地送往美国留学，而今已成了美国的科技中坚。目前连刚毕业的优秀中学生也迫不及待流向大洋彼岸。中国政府习惯用权力说话，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习惯用财富说话。今年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去哈佛大学攻博，年offer高到36000美金。在人才工作上，你有政策，人家有对策，这样人才争夺战将会愈演愈烈，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从长远讲，人总要叶落归根。但年轻力壮时在国外成名成家、作贡献；老了不中用了，就归国养老，还能受到高待遇。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事比比皆是，但于国家民族何益？
解放前，我们是看好莱坞影片长大的，在中学除语文、中国历史、地理外，所有的课文都是英文版，前苏联解体，叶利钦拱手投降，声称俄罗斯愿意加入西方民主阵营大家庭，可是山姆大叔并没有放弃扼杀一个有可能与它竞争的超级大国。看来，在国家利益面前，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多么苍白无力。中国的政权，不管是谁当政，扼制中国发展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请问，中国知识界有多少人认识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商文明背后，必须有殖民主义的支撑，那就是用在海外的征服和吞并获得的利润，使本国人能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扬他的巧实力（Smart Power），快速进攻——瞬时打击——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肢解中国为七大块分而治之的阴谋从未放弃。在发出这一系列唯武器论的呓语时，他们忘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可惜的是，这一金元帝国征服世界的美梦正遇到伊斯兰圣战的疯狂抵抗。上帝并没有给人类划定生存的国界，战火最终必然也会引到战争发动国的本土去燃烧。
“9·11”事件就是这样一个预言。当我们一旦明白了，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美丽辞藻的背后，呈现的是吞并、征服和战争后，不禁仰天长叹，为什么我们知道真相如此之晚，受宣传迷惑的时间又如此之长？再不能就事论事了，中国科技走向何方，是必须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并综合考虑的世纪工程。中国人民难道只有这样唯一的选择：能源从中东流向中国；中国制造财富向美国和欧洲输血，却要付出破坏生态环境、消耗资源、失去青山绿水的惨痛代价？既然世所公论，科技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科技走向何方？
科技属工具理性，但如何作科学将因国而异、因人而异，因为它属价值理性，科技离不开文化背景、离不开经济、离不开政治。众所周知，美国是一等一的科技强国，中国想迎头赶上、后来居上，必须注意学习美国科技体制的一切优点。但很不幸，一切事态表明，发展中的中国正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围堵。自苏联解体后，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制定者绝不允许世界上有第二个能与之竞争的大国出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已被捆绑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于是美国人兴高采烈地发明了新名词，叫Chimerica（即Chinese-America），其含意是中国人在东边存钱，美国人在西边花钱。为保证中国安于这样的地位，当今一批政客和所谓主流学者正竭力鼓吹这样的前景，甚至威胁说：中国若不安于这样的地位，势必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就会导致战争。42天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不分昼夜地78天的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屈服，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回观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和学术生态，不是从美国西欧留学归国的博士生，当不了大学校长，当不了科研机关的院长和所长。对这样的现象笔者也发明一个新名词，叫Amenise，即美国化的中国人（America-Chinese），他们承包了当今中国的一切重要岗位。他们还不断告诫当局，美国不是纸老虎，用战争阻止中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极为理性的思考。不幸的是，与Chimerica持相同立场的，正是围拢在中国高级科员身旁出谋划策的Aminese，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富裕生活；他们还同时宣布，80%～90%的人民大众，仍然要过着求生维艰的生活。美国的核心技术输入中国正受到进一步的轰堵。
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必要条件
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科学家的，首先要自问，能不能“古刹青灯”，十年如一日，耐得起这份孤寂，还能甘之如饴；能不能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能不能大爱无疆，却能淡泊名利。玛利亚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优秀的代表，在她那深邃而又忧伤的眼神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凡有大成者舍不得付出是不行的，付出了是不是能成功也在未知之中。迎面走来一人，你看他红光满面、心宽体胖、闲庭信步，可断定此人难有大成，就像中医号脉那样，15分钟交谈切磋便知对方深浅。
大学阶段任务只有一条，学好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培养硕士生老师的任务是教学生学会作基础研究；博士毕业后会自己选题，仅凭头脑比人聪明点是不行的，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想出大成果，一靠真，二靠诚。
2.充分条件
要有悟性和灵性。所谓创新不是指否定一切，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创新是向自然神要规律，一切规律都蕴藏在自然之中。因此必须通过观测自然，了解自然。通过科学实验去再现自然，看看自己对自然的了解是否真实，通过抽象思维，抽象出能反映自然本质的科学原理，和由科学原理组成的自然科学体系，建立起人和自然对话的桥梁。必须指出，这个由人创造的自然科学体系应该是自洽的，却不是封闭的；是合理的，却不是完美的，这样才能为科学的发展留下空间。大科学家有个共同特点，一即通晓哲学思维，理解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价值理性，种瓜得豆，和种豆得瓜是常有的事。所以还要学会舍得放弃，通过不断地对比、推广和联想，摸着石头过河，走到真理的彼岸。
中国本土有没有第一流的科技人才?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终于使举国上下明白了一个道理：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不妨再加上一句，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是根本的根本。靠从国外引进人才，不如创建一个能源源不断内生人才的先进制度。否则，引进的人才还会水土不服，生在淮南则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
两年前，在中关村偶遇北大原校长许智宏，校长的苦恼是：一是留不住最好的学生；二是请不到大师级的教授，不仅是人才冒不出来，更为严重的是人才留不住。现在什么人想来就要，想走就走，所谓来去自由，这样的大国风度全世界少有，是无畏还是无知？好在垄断国家资源的人是不会走的，不在此列的人不走又怎么办？美国有个反垄断法，AT&T垄断了美国电信资源不行，又出来了一个MC。垄断造成特权，特权归类封建。现在皇帝没有了，大大小小的“朕”还在，所以钱学森才说：“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李政道先生每次回国，都要恳谈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今天是否被普遍接受？钱学森先生告诉我，大学毕业5年攻博，再苦干5年，才能长出一对随心所欲的翅膀。所以允许十年磨一剑，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先决条件。
说到创新，创新的动力是什么？科学技术和大学教育是人民的重托，没有拳拳爱国之心，哪来百折不挠、咬定青山不松口的决心。没有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排犹、排华的事端，钱学森就回不来。可惜，20世纪90年代李文和“间谍案”最后给人家平反了，否则还会有大批英才归国。今天奥巴马比胡佛之流聪明，连优秀的中学生也要，难道我们还不应制定相应对策？否则苹果还青涩就被人摘走了。一心想到海外引进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人才人家也是不会放的，何况像钱学森李政道这样的一流人才在美国本也不多，1000名～1500名左右，10万个人里边出1个，其中华人和以色列人约占1/3。中国每年有上千万高中毕业生，其中起码有1000名优良种子。中国原本就是一个读书大国，尽管有十年“文革”重创，一旦恢复高考，还不是人才济济，这是中华民族的特殊优势。可惜毛主席不在了，否则科学资源被垄断，不会成为现实。真要打起仗来，Aminese能像工农大众那样视死如归吗？能出一个像袁崇焕文官式的武将吗？
说人才，人才从来都是成者自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把着手教出来的弟子超越不了老师。关键是让所有的人尤其是让年轻人能破土而出，不要压制比自己强的人，这场压制和反压制的官司打到现在已超过60年了。声声血、字字泪都是有案可稽的。国家要成立人才局，为人才冒出来鸣罗开道。
如果重大成果都由带院士头衔的大学校长自报自得，这样的大学校长该撤职，校长加党委书记治校——选才任才，怎么可以把桂冠戴到自己头上？伯乐选自己为千里马，而弃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于不顾，这怎么行呢？看来，科技资源一旦被垄断，积重难返。
中国有两位著名科学家，一是华罗庚，人走了，受打击、受排挤，一世坎坷，然为国效命，终身不悔；一个是袁隆平，联合国封他为水稻之父，可是在本国，连一个中科院院士都没被选上。文人相轻，党同伐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固疾，不思想改造，祸国殃民。我们应该做到，闻他人之功则喜。华罗庚和袁隆平是不怕压才冒出来的。中国起码有100个杰出人才，抗不了压，被压死了。这些事在原总书记胡耀邦的小册子中多有记载。
不能轻视“文革”的影响，所以陆定一说：“‘文革’的影响使国家整整落后50年。”
对于中国本土有没有一流人才的问题，笔者在试答“钱学森之问”的撰文中已有明确阐述。多年来，国家最高级的获奖者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成果的获得多属昔日辉煌，我们中青年科学家竟然没有一个能登上国家最高科技领奖台，对此我们真的应该深思。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里，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 被压制，学术评价缺乏公正，人才大量流失，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杰出人才怎能冒出？
试谈中国科技迎头赶上后来居上的可能
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在帕多瓦—威尼斯听了李政道的报告后说：“今后的物理学是华人的世界，因为中国人天生聪慧，文化传统非西方人所能比。”中国是一个读书大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哲学，诸子百家，所达到的造诣，至今西方学者都难望其项背。再看中国的文字，尤其是文言文，言简意赅，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联想能力也是世上一绝。再看技术和工艺领域，古代的宫殿建筑，玉器神雕，米粒上刻诗词，不知道西方尖端技术的CAD有无此功力？这就是海森堡所说的中国人文素质非西方人所能比的原因吧！此为中华优势一。
说创新，最大的阻力在于中国的学者受封建意识束缚太深，记得北大物理系王竹溪老师在课堂上曾说：“自然科学是一座完整的大厦，不能轻易去否定，随便抽掉一块砖，大厦将倾。”事实上，自然科学是一座不断在改建中的宫殿，不除旧怎能创新？伽利略破了亚里斯多德的旧，相对论破了牛顿绝对时空的旧。100年来，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不兼容，说明两者之一必有错处。虽说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然全信书不如无书，每过十年科技文献的记载将有1/3需要修正。概言之，这也叫“与时俱进”吧。所以创新在中国学人中有一大障碍，即思想禁锢，言必古人，言必希腊；殊不知，科学技术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否则科学怎么发展呢？所以一旦国人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轮新月必将凌空高悬。人常说科学上面是哲学，哲学上面是信仰、是宗教，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大国，是成不了科技强国的。过去常说思想改造，现在学人一听思想改造就嫌烦，其实活到老学到老，不就是说要改造到老吗？这是中华优势二。
说创新人们会问，怎么创新？创什么样的新？狭义地讲想创新首先得选题，从文献的夹缝中找题目是创不了新的，要到社会中去了解社会的需要，国家也应该告诉社会最需要什么。否则好剑在手，却不知鹄在何处。创新非工具理性，乃价值理性也。科学家创新的动力，没有兴趣不行，然没有大爱更不行，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大爱才能无怨、无悔、无偿地付出。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永不会枯竭，创新的动力也就永不会枯竭。何况人类所掌握的知识比宇宙中所含的真理，只是沧海一粟。只要心中有人民，有为人民服务的这颗赤子之心，创新的题目俯拾皆是，满地都是黄金甲。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最终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
发现人才，首先要建立一支发现人才的队伍。要像好莱坞星探那样，走遍世界去找嘉宝，去找玛丽莲梦露。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么当今就要为伯乐制定一套奖励制度，发现人才有奖。
上世纪50年代有个老师说过这样的话：18世纪满地都是黄金，洋铁皮火油箱顶上支上两条锡箔，就发现了库仑定律。一根磁铁棒和一个线圈就能发现法拉第定律，推出了发电机和电动机。到了21世纪，杨振宁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18世纪满地都是黄金，19世纪满地都是白银，当今，黄金捡完了，白银也捡完了，我们的研究还能做些什么？看来，权威也会落伍。
以上四条讲的都不是中国科学家无能，讲的都是发展中国科技的价值理性没有到位。受封建思想影响，近两年不少院士鼓吹文理相通，鼓吹科学和艺术相通；还应加上一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通，规律可以互相借鉴。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搞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只要政权意志到位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中国共产党办不了、办不到、办不成的。单纯靠中央苦口婆心地劝解是不行的，“钱学森之问”中意犹未尽处就是这个意思。钱老有个口头禅：全国要学解放军。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发展中国科技，不成功便成仁，世上没有中国人干不成的事。前苏联航天专家安德烈科莫廖夫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既然你选定自己要当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那你就应有下地狱的思想准备。不下地狱，升不了天堂。
《科学时报》 (2010-8-24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