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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谈教育：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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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谈教育系列报道之六 |
《科学时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在战略目标中指出，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如何理解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
任玉岭：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也是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从法学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为此，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坚持均衡发展的方向，真正做到使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有关理论认为，教育的均衡应包括：起点的均衡（入学机会）、过程的均衡（教育条件）、结果的均衡（学业的成功机会）3部分，应该努力做到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为了做到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达到每个人享受教育机会的均等目标，应该要特别注意教育资源的配置。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公认的教育资源分配原则有以下5项：1.资源分配的均等原则；2.财政中立原则；3.调整特殊需要原则；4.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原则；5.公共资产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这5项原则中的第二项即财政中立原则尤为重要，也就是要通过财政的支持，使每个人不致因家庭贫困而使教育受影响，也不致因地域贫困而使教育受影响。通过财政保证资源配置均衡，保障入学机会均衡和教育条件均衡。
《科学时报》：目前我国教育不均衡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你提到的财政中立原则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实现的程度如何？
任玉岭：在我国要解决好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说穿了是要更好地解决财政投入问题。我国解放初的17年是教育发展较好的17年，但由于那个时期我国工业化水平很低，国家主要通过对农产品的剪刀差获取资金，在资金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只能是先在首都和各省的首府加速学校特别是大学的发展。以后“文革”10年，教育被停顿。此期间，根本谈不上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又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于是又多按照效率原则，把教育资金投向了城市学校和优质学校，对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的教育发展欠债较多。这样的60年，虽然国家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却极为明显。
在义务教育的发展方面，2002年提出了“以县为主”，这虽然是从管理角度提出的，但实际上，教育经费的保证也成了“以县为主”的格局。要知道，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已经造成地区差、城乡差彼此间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情况下，“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保证格局，也同样形成了巨大差距。虽然中央财政有一些转移支付，但同样因财政使用的不规范、不透明，再加上拨付过程中政府层级过多，出现了严重的随意性和不公平性，被挤占和挪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此，我国的财政中性原则难以保证，以致造成仍有很多人的教育受到家庭和地区财富差异的明显影响。
《科学时报》：听说你每年要跑二十几个省区，而且每到一个地方要有“三必看”，即看学校、看农户、看卫生院，根据你的调研，教育不均衡都有哪些表现？
任玉岭：第一，地方贫富不均造成学习条件的不均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经费充足的中小学校，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设施一流；而另外一些地方因财政投入困难，场地狭窄、房屋破旧、寄宿困难，有的学校采用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最近在河南调查时发现，某县城内的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老师办公场所还是由国家禁用的石棉瓦搭建的小房子。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只有八九百元，教师流失严重。
第二，学生因家庭收入低，引发的机会不均衡。不久前报道的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到6%以下。北京某名牌大学报到簿显示，农民的孩子也已降到13%。而中小学的农民子女已占在校人数70%以上。这实际上是因为农民收入低造成的。现在大学学费普遍在3500元以上，加上生活、住宿、书本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拿出一个普通农民全年的收入都不够。这种情况实际上已把一些学生排斥在了大学校门外。资料显示，在欧洲培养一个大学生，所用费用仅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0%，在我国如何朝这个目标努力，恐怕需从减少高校收费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方面去努力。
第三，制度设计不兑现造成的不均衡。义务教育原本应该是就近入学的，但很多情况下，由于就近的学校是优质学校，属于稀缺资源，如果不交钱，即使学校守在家门口也不能入学。我的一个邻居，家住中关村某小学门外50米的地方，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各方有钱人都瞄着这个学校，愿拿钱让孩子入读，于是学校便把居住在附近的孩子排斥在外。邻居的孩子最后去上的那个学校离家约1.5公里，上学要过4个路口。为了孩子上小学，家长既不能出差，又不能有病，长年风雨无阻进行接送。
第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不均衡。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工程”院校（郑州大学）。河南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升到外地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得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自残。
第五，城市化政策缺失造成的教育不均衡。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年增长1个百分点，但实际上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市民化。他们享受不到市民的住房政策、子女受教育政策和医疗、保障政策等。例如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得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万～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在同一地方，民办学校教师工资同公办学校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很优秀的教师对农民工子女施教。农民工子女所受教育也必然与公办学校有巨大差距。
《科学时报》：温总理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你认为均衡发展应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任玉岭：教育问题是与经济紧密关联的，解决教育均衡问题，一是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工作搞好，尽快使中西部经济有一个较大的改观，地方经济好了，学校也就会好起来。
二是要确保国家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据我所知，我们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过国家一分钱，这种情况应坚决改变。一定要提高财政支付的透明度，并要坚决改变只重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炭的财政投向局面。
三是要调整“以县为主”的办学格局，学校的发展不能仅靠县财政保证。应该区分具体情况，条件好的可以县为主；条件差的县，所在省财政情况好的，可以省为主；县和所在省财政条件都差的，应该以国家为主。
四是大学的配置应该考虑人口的分布。对人口密度大、大学又过少的省份，国家一方面要在重点学校招生指标上向这些省份高抬贵手，另一方面是要挤出一部分国家财政，在这些省份再多建一些本科大学，必要时也可以迁移一部分老学校到地方发展。
五是要坚决推进办学的标准化。扩大标准化的范围，包括实验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厕所、班额以及计算机、多媒体的配置，都应该纳入其中，所有标准化的东西，要说到做到，要在国家支持下使其得以保证。
六是增加大学生助学金和落实贫困学生贷款。一些好学校招生时，要向农村作一些倾斜，否则名牌大学农民子女会愈来愈少，不利于社会公平、和谐发展。
《科学时报》 (2010-3-12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