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亟待关注
“人类活动作为主导因素所导致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通过地球生物物理过程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利于科学界为制定全球变化策略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支撑。”
日前，在京召开的国家“973”计划全球变化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大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项目启动会上，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刘纪远作上述表示。
该项目是“973”全球变化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19个项目之一。项目由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主持，参加单位有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遥感所、国家气候中心等。
项目专家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澜评价说：本项目难度非常大，这个项目实际动员了国内长期在此方面有研究优势和积累的团队。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归结为：温室气体、气溶胶——会影响到辐射、云过程等，以及土地利用活动。
工业革命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发生快速变化，增加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同时也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从大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来看，比如，在最近100年之内，中国、美国、巴西、俄罗斯/苏联，都分别有过大规模毁林，或者大规模开垦、过牧与植被恢复的过程。
具体从城市化来看，欧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在近30年都经过城市化集中期。
“中国当代土地利用变化剧烈，会导致什么生态与气候后果？”刘纪远表示，“国际对比可以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
LUCC及其生态、气候效应是一些全球变化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际上有学者认为，通过合理调控土地利用变化缓减气候变化，可能是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有效的途径。
刘纪远表示，本项目研究将在土地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城市布局、气候外交谈判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
“973”计划强调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进展
“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不能单纯地着眼于申报奖项、专利和发表文章上，‘973’计划与一般研究工作的不同在于，它特别强调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进展。”启动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指出，“一定不能把重点放在最终到底是发了140篇还是150篇文章上。”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副局长冯仁国也对此作了应和：“文章肯定不能作为最重要的产出指标。关键是应着眼于如何作出有影响的成果。”
“我们一定要凝练若干高水平的成果在国际最核心杂志发表，比如《自然》和《科学》等杂志，这样才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才能在国外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中形成交流。”虽然认同项目重心并不着重在发表文章的数量，但作为项目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童庆禧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章质量提出了更高期望。
“童先生鼓励我们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与追求SCI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在开始时我们就要有所规划。”刘纪远回应说。
彭以祺同时强调要关注研究方法的转变：“尤其是‘973’项目，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基础研究强调创新的、前瞻性的、突破性的方法和思维，不是一味跟随别人怎么做、怎么说，一定要自我创新，敢于提出新方法，不要怕失败。”
此前，科技部部长万钢也曾提出：尤其是基础研究不要怕失败，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
彭以祺提醒，今年申请全球变化科研项目的一共有77个项目，都非常有竞争力，最终批准了19个项目。“这个项目确实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这样才能把任务做好。通过大量专家咨询、评审，能获得批准，也说明这个项目在队伍组织、科学目标的把握方面，在对科学问题的理解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国际合作进入新时期
冯仁国指出，该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在“大尺度”上，因此要更多地关注国外数据的获取，为国家长期的相关研究工作积累雄厚、详实的数据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研究LUCC对气候的影响，要将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纳入全球气候模式中，关注各模式的空间分辨率，确定合适的比例尺；力求作出标志性的成果，积极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5次评估报告，到其中去展示实力。
对于LUCC的研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与全球变化研究联系起来的，最初主要是中小尺度或国家尺度。“怎么与全世界作比较，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可以做了。”中科院院士郑度表示。
童庆禧也强调，只有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背景下，回过头来才有可能对中国的问题看得更清楚。
作为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认为，不能就中国说中国，工作应站得更高，这非常重要，因为做的是全球问题，中国面积不管有多大，只是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只是囿于自己一个小的范围，不留意周围，不与整个国际去接轨，很难对土地利用及全球变化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结论和对比。
“与国际接轨，现在我们的研究确实到了转折时期。”李文华说，以往我们参与了不少国际计划，大部分工作是补充别人的空白，在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的仪器不比别人差，我们的很多人员在国际上接受过培训，有相当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中国有着特殊的自然条件，而且是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
“这个项目，在全球层面上，要拿出中国人的志气和智慧。”李文华强调，“全球问题如果不尊重我们，没有来自我们的资料和认识，绝对不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对于中国问题，我们最有发言权。”
李文华同时认为，在民族性方面，中国科学界确实需要好好跨越一步。比如中国过去很少想到自己要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很少想到我们中国或者亚洲要作出什么贡献，但韩国人就不这么想，提出亚洲人应该组织起来，研究自己的东西。
“对于国际合作，我们应该好好琢磨一下，比如怎么与国际接轨，了解周边国家对土地利用、全球变化、IPCC到底有什么认识，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李文华建议。
研究中还应强调的方面
“要充分利用各种卫星资料，目前看，中国正处在卫星遥感、卫星对地观测的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虽然卫星数量和质量与国外还有差距，但比如环境与减灾卫星、北京一号卫星等，基本可以在短时期得到全球每年土地覆被空间分辨率在30米左右的数据，其他国家有很多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童庆禧表示。
而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专项未来要发射的卫星中，有些卫星会有超过1米的分辨率。“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数据，作为我国大尺度全球研究的采样。”童庆禧说。
童庆禧也强调模拟的重要：只有把研究放在定量平台上，建立模拟环境，我们才能从过去到现在，去把握未来发展。
“我个人理解，土地利用变化更多是由于人的干预所造成的，而土地覆被变化，往往是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多。”童庆禧最近几年对于汶川地震灾区给予了较多关注，他看到由于地震对土地覆被变化的破坏和影响非常大，有些恐怕是若干年甚至几十年都恢复不了的。对于这样的土地覆被的变化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中国来讲，自然灾害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曾澜提醒，不能忽视历史上大的事件对土地利用的变化。比如大的战争的影响。“德国在二战后成为一片废墟，把这样很短时间内的突发事件放入研究视野，会更准确。”
李文华建议，如果谈土地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影响，碳的问题不能回避，要考虑与碳循环研究怎么互相配合，因为任何土地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碳的变化。而碳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些我们亲自研究，有些是利用别人的材料，不必去做重复的工作。”李文华表示，“很多数据还是要收集，什么工作都靠我们自己来做是困难的，建议做一个很好的数据库，一步步继续做下去，才会有长远的效益。”
童庆禧也强调了平台建设、能力建设：“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个平台包括技术平台、模拟平台、数据平台等。把平台建好，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全球变化研究就有了很好基础，决不可能仅仅通过这几年就把问题完全搞清楚。”
郑度提醒要注重地域的差异：是升温还是降温，升降的幅度，高纬度和低纬度的表现也许是不一样的。
他同时提出，从地理学角度，过去的研究对事件本身关注较多，对理论归纳探究不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有所提高。
项目选择了300年来的时间尺度，“即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比较大，把这个基本事实研究清楚，就是非常大的贡献。”曾澜表示。
研究中往往存在时间、空间尺度及数据指标体系的不统一，曾澜建议，在大量使用遥感数据时，时间节点及指标体系一定要选好，以便国际对比、在全球都能用。
《科学时报》 (2010-10-2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