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议论。而此前教育主管部门早已经把就业率当做考量高校工作的重要参数并予以公布，希望以此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改进大学生就业状况。

 

虽然大学生们毕业之后要求职，但大学绝不能将求职作为自己的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用自己的诚实、认真、努力、执着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肯定，应该是大学赋予或者熏陶于自己学生的最宝贵品质。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学在社会中地位的日益重要，人们对大学的职业及利益诉求是日趋强烈的，但大学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职责，防止自己的宗旨和信念被世俗风气浸染和同化。保证大学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建立在一种利益交换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恒久不变的崇高信仰和境界之上。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大学活动的宗旨及对学生的培养目的，并不是来源于大学之外的社会领域，或者说并不是直接为了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要，而是来自于大学对于自己责任和使命的自觉体认，亦即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及创造知识、思想、理论的能力。大学为了彰显和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价值、意义，会竭尽全力地提高自己活动的品质和效率，尤其不会在学生高尚品格养成这个对大学而言信誉攸关的事情上有任何疏忽或松懈。所以，世界上的千百所大学基于自己的传统和宗旨，可以有不同的教学标准或目标，但都不会有与自己宗旨和信念“言行不一”的假目标，亦所谓“天上的灿灿星空，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大学不用为学生就业负责任是以大学专心致志于学生高贵品质和创造精神培养为前提的。这样的定位看似简单，但要完全做到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要完成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任务，是需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的。其在任何方面的粗心大意或投机取巧，都可能使大学的事业前功尽弃、信誉毁损。大学对自己责任和信念的坚持，完全来自于大学人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职业的忠诚及对所在高校的工作忠诚，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宗旨和使命的自觉担当。

 

另外，大学不直接为学生就业负责，并非不关心学生的未来和发展，或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幸福，而是对学生关心的内容和重点不一样。大学作为一个专职的教育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教育学生，引导学生修养良好的品行，培养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教育天然性的职能中，无疑包含了为社会服务的内容。因为所有学生毕业后的活动，都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他们所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的。学生们卓越才干和高尚品行的充分发挥，都必然会对社会产生有益的效应。所以，大学中理性、文明的教育活动，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为社会服务。在普遍性的社会逻辑中，好学生是终究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并且能够在社会工作中发挥出卓越才干和重要作用。世界著名大学的辉煌成就和崇高声誉，可以说就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优秀学生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基础上的。所以，虽然大学培养的学生，由于具备了良好的品行和卓越的才干，自然地被社会所重用甚至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大学教育的目的，则绝不能是引导学生如何去追求为社会所重用。如同大学的毕业生可能成为总统，但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将总统作为本校的培养目标一样。

 

具体到我国的大学，情况则比较复杂。我国建国后的大学在学生就业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府利用自己控制的社会资源来为大学生安排工作。这种做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统筹及合理使用人才的作用，但却改变了大学生自由谋职的传统，阻碍了大学之间在内在品质方面的竞争，使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失去动力，其行为变得格式化和教条化，也使“学而优则仕”被制度化，并且遮蔽了大学在教育品质方面的许多问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大学如果品质差，声誉低，学生谋职不容易，学生就会以或者退学、或者转学的方式表示抗议，促使大学自觉地改变教育品质，以适应社会的要求。

 

二是扩招之前的大学普遍实行的是“严进宽出”的教育模式，在这种类似精英教育的模式中，中学毕业生入学率很低，进入大学者一般都是中学生中爱好学习的佼佼者，他们都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觉学习的习惯，加之大学活动的传统及惯性作用，使毕业生的质量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言都是比较好的，因而学生的就业一般都不会很难。但是，这时的大学与国外的大学相比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大学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和权利，因而没有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反映本校教育理想和信仰的宪章和宗旨，时而被政治左右成为政治的工具，时而被经济挟裹成为经济的工具，根本无法坚守自己培养学生高尚品格的教育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活动的自主性和独立精神，因而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只能将政府及社会某些要素的目的或目标作为自己的活动目标。这样，大学的方向偏了，职能紊乱了，“学而优则仕”被当成了教育普遍性的理由，上大学与好工作、好名誉、好待遇、高地位划上了等号。对于许多贫寒学子、农村孩子而言，上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可以一举解决稳定工作（俗称“铁饭碗”）、城市户口、干部资格等许多问题，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最直接途径。在这种教育形态下，高考怎能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小学教育怎能不演变成应试性教育？此时的大学对于一些学生及家长而言，不仅是人类精神的神圣殿堂，更是“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希望所在。清末“废科举”后被中断的“读书做官论”灵魂，在这样的体制中被悄悄地复活了。当然，被复活的不仅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文化和意识，还有“八股文”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以及裹挟了作弊、特权、清官期望等复杂内容的科举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高校自主权扩大及高校体制改革，高教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校不仅在用人、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不断扩大，而且在收费、贷款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刺激和影响下，高校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在得到体制或明或暗的支持和肯定后变得越来越强烈，使创收成为高校在某些时期实际上的中心工作。上世纪末期的高校扩招与上学收费，在让更多的中学生上大学的名义下，又为高校提供了合法地创造经济利益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已经推行的“双向选择”政策，使高教原来的“以销定产”机制被打破了，高校由原来的“严进宽出”，变成了“宽进宽出”，“想招多少学生就招多少学生”。这样，高校既可以借多招学生而多收学费，还可以不为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负责任，必然会千方百计地争取多招。而不少高校的不顾主客观实际情况的“恶意扩招”，自然造成了在学生培养上“粗制滥造”的现象，致使许多高校的学生质量不高，无法为社会所接受，造成学生就业方面的难题。

 

这既是高校学生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教育行政机构公布高校就业率的原因，然而产生这些“原因”的原因，则是由我国现实的高教体制造成的。教育行政机构期望通过公布高校就业率的方式，催促高校进行专业调整，提高教学质量，通过提高学生知识和文化素养的途径来促进学生就业，其用心可谓良苦。然而，高校的教学质量岂能像高校建新校区、盖房子那样，只要有钱就能办到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努力，尤其是需要以先进的教育体制做基础。高校在没有独立、自由的权利和地位的情况下，在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没有被自然激发的条件下，高校中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怎么可能突然浓厚和纯净呢？高校的教学质量怎么可能突然提高呢？所以，教育行政机构试图通过公布高校就业率来改善大学生就业的方法，显然是缘木求鱼，开错了“药方”。

 

 

《科学时报》 (2010-1-29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