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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淘汰制能淘出“精英”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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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动机与导师制度，都是影响博士质量的重要原因 |
南开大学四年淘汰168名博士生，这一做法也是国内许多高校通行的制度——
每年7月，都是众多学子离开校园，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节。而此时，这样一则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夏天，南开大学又有33名博士生，因学习超期未达到毕业要求而没有戴上博士帽。这使得自2006年首次对28名超期未毕业的博士生按结业处理后，南开大学淘汰的博士生累计达到168名。
南开大学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不得超过6年，到期仍不达毕业要求则遭淘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种淘汰制度是目前全国许多高校通行的做法。
“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熊丙奇说，“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存在着教学资源有限的问题。比如国家对博士生一般会资助3—4年，但如果读到5年，就会停止资助，另外学校也不会再提供学生宿舍。年限本不应是博士生考核的重点，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加上管理模式的问题，使它成为博士生淘汰的标准。”
相对国内限制学习年限的做法，西方高校对博士生主要采用“过程淘汰”。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宋旻告诉记者，美国高校在博士生入学1年多后，就要进行博士资格考试，能一次性通过的一般不超过60%，如果第2次补考仍然不过，就会失去读博士的资格，而两次都通不过的人，“每年至少20%”。过了资格关，还要面对毕业时的论文答辩。如果答辩没有获得论文委员会通过，同样会遭到淘汰。
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表示，南开大学也在计划完善博士生的淘汰制度，将其从出口淘汰向过程淘汰转变。目前南开试行研究生分类培养制度，让一部分研究生在硕士阶段预读1年博士课程，若达到要求，则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若不能达到要求，便不读博士而只读硕士。这个做法，就是对过程淘汰的一种尝试。
熊丙奇也认为，对于学术的培养国内外是相通的，西方一些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鉴。
过程淘汰需重视标准客观
目前已在国内某大学任教的宋旻，却对过程淘汰能否在国内大学起到应有的效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国外大学“不讲情面”，如果考试不过，即使你能力再强，即使你是学院院长的学生，也得走人。
“但我们国家是讲人情的，我们也搞资格考试，找几个教授像国外高校那样对学生进行面试。假如有的学生不过，他的导师可能就会来给你打招呼——‘让他过了算了，他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那让他过不过呢？不过就会得罪这个导师。”
对此意见，熊丙奇不以为然。他说，不能说中国存在人情社会这样的问题就不去进行教育的改革，不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佟家栋也表示，实行过程淘汰，标准的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主观的东西太多，容易造成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
提高博士质量不能仅靠淘汰制
建立完善的博士生淘汰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和提高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但熊丙奇指出，仅有完善的淘汰制度，并不能确保博士生教育的水平。目前我国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质量却严重下滑，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读博士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做学问。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近半数的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而以“做学问”为目的读博的，只有20%。
除了入学的动机，熊丙奇认为提高博士质量最为关键的，是完善的导师制度，而现在，导师和博士生们能在一起做研究的时间“太少了”。
宋旻说，现在国内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带的学生都不少，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二十个。而在国外大学，一个导师带六七个学生已经很多，一般为两三个。“如果一个导师带20个学生，那么他和每个学生谈2个小时，这个星期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很多导师对学生根本没有指导，完全是学生在瞎折腾。”
因此，熊丙奇表示，要提高博士质量和教育水平，除了建立科学的淘汰机制，有更多的资源进行保障外，还要完善招生模式和导师制度。在招生环节中，让那些有学术意愿的学生进入博士生队伍，考上之后，使博士生和导师之间能有更多的时间一起进行研究和交流，博士质量才能获得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