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安徽大学校长。博士、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社联副主席等职。199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2007年入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成果曾入选国家优秀成果文库，先后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高校人文社科一等奖等奖励。
□本报记者 袁建胜 崔雪芹
▲大学不是只为就业而存在的。
▲一所好的大学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就要给学生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自由，倡导学生自律。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做大学的主人。
▲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把校长当做官员来做，那肯定是做不好的。
▲一流的大学品质如何体现，有很多内涵和指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重大学的精神影响力，看重它的价值追求。
▲跟着量化指标走就是好大学，不跟就被边缘化，这违背了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是宏观高等教育管理出了偏差。
▲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千校一面，没有特色。教育管理部门提出统一的模式，再用统一的指标去衡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趋同。大学应该自主地办学，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大学在自主发展中体现个性。
一所大学里有这样两名学生。
第一位是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乞丐生存状况调查的，为了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他换上破旧的衣服，与城市“丐帮”生活在一起三个月，“无意”间将自己之前背诵过的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向他们一一求解，记录了几万字的《乞丐日记》。
另一位是艺术学院的本科生，他参加了国内某汽车制造企业的车标设计大赛，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了200万元的奖金和一辆汽车。他上台领奖的衣服是跟同学借的，因为他是一位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平时在学习和勤工助学岗位工作之余，他还在宿舍楼里设立若干个废旧塑料瓶回收点，以贴补家用。领奖结束，他将衣服还给同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当天该收的塑料瓶收回来。
这所大学是安徽大学。
在采访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时，谈起这些学生，他总是笑容满面。他最得意的，就是安徽大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学生们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激发他们的最大潜力。
低调和务实中不乏创造、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和独立思考的品格，这是他对安徽大学学生的评价。
他总是重复一个词：坚守。这位当了12年的校长，一直拿着教授岗位的待遇，他上完课、做完自己的校长工作，总是喜欢和学生们打打篮球、和老师们一起“吹牛聊天”。他坚信自己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校长。他说：经常跟老师们和学生们在一起，办大学才不会脱离教育规律，才不会忘记自己作为校长到底要坚守什么！
精神独立、学术自由
《科学时报》：算上20世纪初创办的安徽大学堂，安徽大学立校已历百余年，您觉得安徽大学最宝贵的精神传统是什么？
黄德宽：如果按现在通行的算法，安徽大学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晚清时，安徽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堂，是和京师大学堂一起获准建立的。但我们把1928年作为学校的正式发端，这一年，安徽大学作为现代大学正式招收本科生，所以我们去年举行的是80周年庆典。
经过多年的发展，安徽大学形成了自己厚重、独特的精神传统，从学校成立之初到现在一以贯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社会，服务国家。成立之初，安徽大学就针对安徽当地农业传统设有农学院。80年来，安徽大学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为支撑安徽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造就人才。
第二，精神独立、学术自由。这是安徽大学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首任校长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的故事至今仍为高等教育界津津乐道，当时他就提出：大学不是衙门，应有独立的品格。
近年来，我们仍然强调大学要有自己的坚守。个性张扬、追求学术、崇尚正义一直是安徽大学文化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是育人为本，逆势而上。大学从建立之日起就为人才培养而生，安徽大学近年来虽然强调科研工作，但人才培养仍然是首要任务。我也明确提出大学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本科教育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从成立之初，安大就经历坎坷，数次筹建才得以成功建校，建立初期校长频繁更迭、经费缺乏、校舍简陋。学校刚走上正轨又逢抗战，在西迁的道路上流散，胜利后国民政府才又重建国立安徽大学。新中国建立后又随着安徽省会的变迁两次迁移。虽然经历坎坷，但安徽大学逆境中不断向上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老师和学生。
追求一流大学品质
《科学时报》：安徽大学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在您看来，一流大学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一流？
黄德宽：我在学校第六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建校100年时，安徽大学要基本实现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
那么，什么叫国内一流，什么又叫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都是模糊概念，很难精确地界定，在我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种思想和理念。
所谓“国际知名”，是强调现代大学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有国际视野，必须遵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一般性教育规律遵循不够。
我校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体现的是高等教育的国家队水平。安徽大学建国后长期作为地方高校，经费来源少，地方化倾向严重。因此，我们的视野必须开阔，要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国际化的眼界，才能承担起代表国家走向国际舞台的重任。
所谓“国内一流”，我以为指的是一种品质类型。现在国内大学的数量很多，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一刀切，要强调分层次办学。不同层次的大学都应该追求高品质，所谓“一流”就是大学在品质上所追求的高度。
一流的大学品质如何体现，有很多内涵和指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重大学的精神影响力，看重它的价值追求。
现在谈到一流大学，大家总是容易联想到各级评估评价、学术排名、量化指标。这些东西我们要客观对待，一方面不能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也应该从中提炼出能衡量大学发展的核心指标和要素来促进学校的发展。
安徽大学要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必须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学科建设为抓手。今年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全面启动，安徽大学得到了5亿元的总体投入，我们围绕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改革创新，构建平台，创造环境，通过对相关学科重组优化，希望使某些学科优先实现突破。
《科学时报》：安徽大学衡量高水平师资队伍的指标体系是什么？
黄德宽：安徽大学很少用量化指标来考量老师，前几年我还比较抵制这个东西。后来“因应大势”不得不为，但我们的量化指标是弹性的，比如教学科研打通计算，发表论文和承担科研项目虽然也规定数量，但不硬性规定年度考核指标，老师可以今年多发明年少发，正在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老师也可暂时不参与考核，等等。
由于对于量化指标“建设”的“不得力”，学校近年来承受的社会压力比较大，项目数、经费数、获奖数等指标的相对较少，那些制造指标和看重数据的人就会说：你看，安徽大学的总体办学水平不高。
跟着这些量化指标走就是好大学，不跟就被边缘化，这违背了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是宏观高等教育管理出了偏差。在这方面，学校管理者是很为难的，学校的发展不能超越现实环境和制度体系，既要适应环境，又要适应教育规律，这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道路。
现在社会对大学的批评很多，大多集中于学风浮躁、弄虚作假、不关注学生等等，这些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直接关联。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有机融合
《科学时报》：作为一位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文学教授，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黄德宽：一直以来，我国文科出身的大学校长确实比较少，这也与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建国后，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对技术性人才的大量需求，必然要求大学要在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有所偏重，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也导致了长期过于重视大学生科学教育的偏颇。
当下“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但大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技术创新上，知识创新比较少，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更少。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社会要健康、和谐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在创新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烛照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理工学科关注人类发展的方式。人文教育要让理工科学生在强调专业教育的同时，不忘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科学教育要让文科的学生具备科学精神。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必须要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这不仅仅是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
《科学时报》：在您看来，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有机融合？在这方面，安徽大学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措施？
黄德宽：上世纪90年代，曾经是以理工科为主的一些高校也开始大量办文科，它们也感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不能截然分开，应该互相融合，鼓励各科学生交叉、交融，让学生的成长更完善。但有一些理工科大学片面理解这样一种和谐，没有条件也要办文科，或者是只开一些公选课、人文素质课让同学选修了事。
大学的人文教育应该是引导理工科学生学会观察人、观察社会、观察历史、思考人类的未来，引导、培养学生具备这样的人文意识。
文科的学生则要有科学精神，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过于强调主观意识，为所欲为。
在安徽大学，我们对学生的全面教育是有强制性的：理工科学生必须修满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文科必须修满相当学分的理工科课程，否则就不予毕业。各学科都要开一些课程来供学生们选择，当然，学生如果觉得自己有实力，也可以不选这些公选课，直接到某专业去跟读。
此外，安徽大学还通过大量的学术演讲和学生自发组织活动，来实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的融合。重要的是要在学校里营造这样一种氛围，让各学科的老师和学生自发地去交流。
大学不只为就业而生
《科学时报》：当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人认为是培养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大学生总体质量下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您看来，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黄德宽：我认为，就业问题不完全反映大学的教育水平。
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好，有社会需求的问题，有高等教育宏观布局和分层分类办学方面的问题，也跟高校办学者对学校的定位不准有关。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解决大学分层次办学的问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培养的人才也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市场。
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千校一面，没有特色。教育管理部门提出统一的模式，再用统一的指标去衡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趋同。大学应该自主地办学，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大学在自主发展中体现个性。
大学不是只为就业而存在的。
有人提出，要将就业率当做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评估标准，某专业连续多长时间低于多少就业率就会被要求停办，从而鼓励大学什么专业就业率高就办什么专业，这种看法不符合教育规律。
职业技术学院有自身的特点，培养人才的目的也很明确——就业，对他们作这样的要求是有必要的，但大学不是职业学院。
以前季羡林先生学梵文，一个老师就培养他这一个学生，这样的专业就因为社会需求少就不办了？传承文明、创造知识同样是大学的任务。大学培养人才，有时候不是为了眼前就业，而是要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需求。
在就业这个问题上，对于大学来说，社会是一个标杆，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方向和办学思路，但大学不能完全随社会起舞。
育人：“三基并重，全面发展”
《科学时报》：安徽大学就自身定位来说，培养的学生有哪些特色和素质？
黄德宽：安徽大学人才培养还是定位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10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安徽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经过不断丰富发展，现在已成为全校的共识，那就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培养要坚持“三基并重，全面发展”。所谓“三基”指的就是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首先，安徽大学要求学生要有责任感，有济世情怀。
第二，安徽大学的学生要有好的综合素质。
第三，安徽大学的学生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专项技能。
近年来，用人单位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也是如此：安徽大学学生综合素质高，发展后劲足。
《科学时报》：安徽大学在学生管理方面有何独到的理念？
黄德宽：现在不少大学把学生作为管理对象，“管”，成了大学的首要任务，这是需要教育者认真反省的。我们能否对大学生不管或尽量少管呢？我以为一所好的大学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就要给学生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自由，倡导学生自律。
社会学系学生为做毕业论文去做乞丐的事就是个典型例子，给了学生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自由，再加以适当的引导，他们就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做出让人惊喜、欣慰的成绩来。
还有那位获得巨额奖金的贫困生的故事，安徽大学像这两位同学一样有特色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在用不同的经历，从不同的角度演绎同一种精神。
大学所做的，就是要把学生各自的特长和优点充分激发出来，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做大学的主人，在法律、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允许的范围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随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办学理想不能随势俯仰
《科学时报》：您说过：办大学是要有点理想的。您所说的理想是什么？
黄德宽：我的学生和同事都觉得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认为，没有理想就失去了目标，没有理想就失去了坚守。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思想的高峰，科学的圣殿，人才的摇篮。
大学精神、思想的高度，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思想高度，如果大学不出思想家，不能产生引导国家发展的思想，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大家怀念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因为那时的北大确实站在了中国思想的最高峰。
大学是因科学而存在的。要维护科学精神，让大学成为科学的圣殿，就要保证大学独立的精神品格和自由探讨的氛围。崇尚学术、追求真理，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大学是以人才培养来服务社会，实现它的职能的。现在很多老师忙着到外面去搞项目，做课题，“直接”服务社会，而把学生扔到一旁，这是舍弃了自身的基本职责。大学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最根本最重要的渠道应该是人才培养。
要实现这个理想，大学就应该有自己的坚守，要尊重教育的一般规律。有些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并不是很清楚这一点。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现实中要坚守自己的理想确实很难。如果整天考虑有多少课题、经费、能获什么奖励，整天应付各种考核评估，还要四处奔走，求人办事，何谈坚持自己的理想？只能是随波逐流，随世俯仰。
《科学时报》：在您看来，一位好的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素质？
黄德宽：做一位好的大学校长需要很高的综合素质，这既有共性方面的要求，也有个性方面的展现。具体说来，我以为首要的是责任感。要没有责任感，把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办学思想轻易施行，对社会对学生个人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其次要有学术情怀。只有尊重学术，才会体会学术的本意，才能帮助你坚韧不拔，不为他人左右。大学校长要尽可能坚持做学术研究工作，做学术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不要忘了这份甘苦，不要失去了对学术的真爱。人是很容易变的，一旦养尊处优，则很容易堕落，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把校长当做官员来做，那肯定是做不好的。
当然，大学校长也需要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否则就无法管理学校、行使自己基本的职责。
《科学时报》 (2009-7-2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