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上海大学法学院这7个研究生，是该校2008年光华奖学金理所应当的获得者。
他们大多是学生干部或者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其中的一些人，还有校内演讲、歌咏和长跑比赛之类的获奖头衔；他们的学习成绩，在一百多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里名列前茅；而且，最有说服力的是，在2008年一年中，他们在国内的几种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则20余篇、少则10多篇的论文。
按照2∶3∶5(思想政治∶学习成绩∶科研论文)的总分比例，他们递交的奖学金申请表，从众多表格中脱颖而出，然后经过导师、学院、学校的层层审核。在确定了候选人名单后，还经过了5天的公示，接受了同学和老师的监督。
的确，如果没有5月中旬寄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封匿名举报信，这个名单看起来是那样地合乎程序，完全正常。
这封举报信并没有署具体举报人的名字，只写着“上海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的字样。信中称，这7名获得光华奖学金的研究生所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花钱买版面发表的”，“有骗取奖学金之嫌”。
据悉，这7名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有《消费导刊》、《科教文汇》、《商场现代化》、《北方经济》等。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应查询，能发现这几本杂志的约稿网页，上面标明了投稿的邮箱和电话。
这7名研究生用来评奖学金的论文，有超过半数发表在《消费导刊》上。于是，记者以一名亟须发表论文以获取评优资格的大四学生的身份，打通了该杂志一名杨姓编辑的电话，询问该杂志对稿件的要求。
在电话中，杨编辑并没有过多询问文章的内容，他表示，“即便学术性不够强”，“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通话的重点，随即转入版面费事宜。杨编辑称，《消费导刊》作为中文核心期刊，定价是一个版面600元，每版2800个字符(即包含标点、空格，不包括图表)。
在还没有看到论文的情况下，杨编辑就作出承诺，答应文章在6~7月间即可上版，并且，只要版面费“到位”，杂志社可以立即出具一张“用稿通知”，这样，即便发稿时间赶不上作者的评优截止日，也可以使用这一纸通知，证明自己的发稿量。
记者向杨编辑提供的电子邮箱发去一篇论文，那是记者的一位朋友本科时所写，她自称为“写得特别烂，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第二天，记者便得到编辑部的回复，称该稿件字符数为8395(包含空格)，经编审后的版面共计2.5版，版面费用为1500元。
现在，只要汇去1500元，就能顺利完成这个“花钱发表论文”的交易。而且，杨编辑也一再表示，版面费与文章的学术性并没有联系，收费标准是早就固定了的，所有文章“一视同仁，没有商量的余地”。
根据调查，除了《消费导刊》外，其他几种学术期刊也采用了相同的发稿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商场现代化》，该杂志4年内敛财近千万元，被央视和《中国青年报》曝光后，已被取消了核心期刊的称号。
“我的论文是花钱买来的版面，可这再正常不过了，大家不都是这么做吗？”一个研究生这样对记者说。
这是举报信上列出的7个研究生里，唯一一个承认花钱买版面并愿意接受采访的学生。作为条件，他希望记者能够在报道中隐去他的名字，这样不会影响他的“就业问题”。
这名研究生说，其实，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是能够找到一份“相对好一些”的工作。所以，他一边积极地参加学校里的各项活动，同时也在社会上寻找大量的实习机会。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学，都很少在学术研究上花时间。”他说，“毕竟，现在只要肯花钱，发篇论文不成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都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顺利毕业的条件之一。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根据各家核心期刊留下的约稿电话，联系上相应的编辑，再支付一定费用后，基本上都能够顺利地发表论文。
大多数学生“并不贪心”，他们花个千把块钱，买上一块豆腐块大小的版面，发表一篇，“能毕业就好了”。可像这7名研究生那样，一下子发表十几二十篇的，还着实并不多见。
在上海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里，“光华奖学金”是等级最低的一类，奖金额只有1500元，而发表相应数量的论文，花费的金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那么，这7个学生，为什么要干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在我们的总分里，科研论文的比例占了一半，也就是说，论文发表得越多，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越大。前三等奖学金的名额都非常少，只有这一等容易些。再说，简历里只要写上获得过奖学金，外人怎么知道你具体是哪一等？”接受采访的研究生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而在获得奖学金的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对毕业后就业的焦虑。然而，“拿到奖学金，出去找工作，相对竞争力会高一些吧。”
所以，为了得到奖学金，这名研究生在各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一共花了七八千元。这些费用，一部分来自他在校外实习兼职赚的钱，不够的部分，只能向父母伸手。
“谁愿意把父母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花在这些垃圾杂志上啊，可这不是没办法吗？就当是为找到好工作进行的投资吧。”他颇为无奈地说。
不过，除了这个研究生外，举报信里提到的其余几个学生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其中一个女生，在《消费导刊》上发表了8篇论文，但她完全否认自己的论文是花钱买版面发表的。
“我没有花一分钱，对方是看我的论文学术性强，才发表的。”她说，“论文这种东西主观性太强了，有人觉得是垃圾，可有人会觉得是艺术品呢。”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学生发表的论文，究竟是垃圾还是艺术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大学法学院教师说。
在2009年光华奖学金候选人公示时，这位老师也看过相关学生的名单，以及这些学生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她回忆道，看完之后，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谁还不知道这些杂志是什么东西？而且，一个研究生如果真的专心搞学术，怎么可能在一年时间里写出十几篇高质量的论文？这本身就是个笑话嘛。”她说。
不过，这个“笑话”却一度被堂而皇之地张贴在法学院的楼道里，接受“监督和检验”。
当然，有些学生的论文，能够发表在类似《中国法学》之类的权威核心期刊上，那还是能赢得足够的尊重，毕竟，“在搞法学的人心里，能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论文，才能代表他真正的学术水平，真牛。”
但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就连许多法学院的老师，都很难在这一类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可是，光华奖学金的评选规则并不在意这些。无论在《消费导刊》上花钱发表的论文，还是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论文，在这套评价系统中，都是同样的分值。那么，数量多者，自然获胜。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想不明白，无论是导师还是国内一流的法学期刊，难道还不能证明一个学生的学术水平吗？非要让那些收钱发论文的垃圾杂志来替我们判断？”这位老师说。
不过，在这样一套评价体系里，老师也自顾不暇。每年，上海大学都会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排名，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的一个重要指标。评优秀、评职称、申请课题，都会和这项排名挂上钩。
这位老师说，为了发表论文，她的许多同事们也都在花钱买版面，“大家都一样，我们又怎么好意思说学生呢？”
所以，在她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怪现状”，还是整个学校的导向出了问题——“这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的体系，对学生和教师的日常行为，起到了‘功利化’的引导作用。”
其实，早在3年前，上海大学就因为“论文事件”，被媒体关注。
2006年7月，该校颁布了《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说明》。《补充说明》重申，与研究生毕业相挂钩的“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是指在这些期刊的正常卷期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包括各种形式的增刊、专刊、特刊”。
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内7所重点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均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这7所高校中，发表论文与否不再作为授予学位与否的硬指标。
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使主管上海大学研究生工作的常务副校长叶志明一度成为公众人物。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栏目还特意邀请叶志明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顾海兵，在节目中讨论起“发表论文与否到底该不该被当做研究生合格与否的标准”这一话题。
讨论中，叶志明态度鲜明地表示，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因为，“作为一名研究生，连自己所做的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发表，甚至于发表在哪里都讲不清楚，很难让人相信这会是一名合格的研究生。”
面对顾海兵“这样的规定会导致学术腐败滋生”的质疑，叶志明回答道：“上大的做法，只是顺应了上海大学的发展潮流。学校的战略目标是建成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就是要培养出一流的、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必须有高水准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严格的质量标准，必须有严格的培养管理过程，而发表论文，正是这个环节上最为重要的一环。”
尽管叶志明的出发点看起来很不错，但这个评价体系，在现实世界中为何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就此事，记者向上海大学宣传部提出了采访叶志明的要求，但被拒绝。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在回函中称：“叶校长最近公务繁多……他已在多家媒体上公开、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故暂不安排您对叶校长的采访。”
对记者提出的“花钱买版面发论文评奖学金”问题，该干部称：“我们对您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版面费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并无异议。但版面费问题，我想您比我更清楚，这既不是学校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
那么，这究竟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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