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茅以升科技奖获得者李广信：岩土人应在实践中确定课题 |
|
“受当前高等院校招生过多、学科划分过窄、学制缩短，尤其是实践过少等问题的影响，培养出来的岩土工程人才脱离实际，有的连岩土的基本性质都不懂，也没有解决岩土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长此下去，对我国的工程建设必将百害而无一益。”清华大学教授李广信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坦言。
5月15日，第十八届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将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大奖授予李广信，以肯定他多年来为土力学研究和岩土工程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也是岩土学界的最高奖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用李广信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在他看来，“多在实践中锻炼是我们搞岩土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李广信的实践人生
1966年李广信毕业于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后在黑龙江省呼兰县水利局工作。1968～1970年，他参加黑龙江省呼兰河大桥（长330米，双曲拱桥）的设计，负责大桥的基础工程事故工作，并负责了呼兰二道河桥（30米，板式桥）的全部设计施工工作。
呼兰河大桥是一座战备桥，地处松花江最大的一个支流上，“这是我干的第一个工程，也是我的第一个桥梁工程，但是机械化手段很低，修桥经验也不足，只能硬着头皮在实践中边摸索边干。”李广信回忆说。正是这个工程，让李广信开始和岩土打上了交道，也让他深刻领会到了实践对岩土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李广信报考了我国著名岩土工程与水工建筑专家、土力学学科奠基人黄文熙的研究生。黄文熙就善于抓住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性学术问题，进行创造性的基本研究。
李广信秉承了导师的这一传统。他参加呼兰县农田水利工作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呼兰县泥河水库（大于1亿方库容）设计，负责灌区规划设计，参加了小浪底水库大坝的研究工作；负责一些基础工程的检测和现场测试研究；负责“神五”航天器返回舱的早期研究；作为奥运水上公园工程的咨询专家，参加和协助解决了主要的工程问题。
通过这些实践和多年从事土的本构关系研究，他发展了土的清华弹塑性模型的三维模式，提出了土的湿化全量模型和塑性模型，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非饱和土弹塑性模型，提出了加筋土等效附加应力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让学生更多参与工程实践
“当前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开展，对我们搞土的人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李广信给记者看了他做的一份关于岩土工程事故分析的PPT，其中包括地下工程与基坑事故、水利工程事故、滑坡灾害与事故，如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北二基坑事故、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越江隧道的事故等。
李广信认为，事故的发生，归根结蒂是违反了基本的岩土工程原理，“基本理论存在缺陷。对土的性质不了解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科研、工程、技术落后于生产实践。”李广信指出。以修建地铁为例，我国在建的地铁数量堪称世界之最，然而，“我们现在并没有那么多的工程经验，尤其是很多工程技术人员来不及学习，技术力量跟不上，甚至于很多建设规范，如国家规范、地方规范、行业规范都不一样，甚至对同一个问题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这都是重要隐患”。
更让李广信担忧的是当前的岩土人才培养问题。李广信曾写过一篇《岩坛六弊》，揭示了当前岩土工程研究中的学风浮躁问题：一些人不愿做刻苦踏实的试验和实际工作，企图寻找一条不费力气而事半功倍、投机取巧的捷径。
李广信认为，诸如小时候玩泥玩沙子其实就是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然而“现在很多学生一辈子都没接触过土”。
在《岩坛六弊》中，李广信就当前岩土学界的不正之风提出了严厉批评：有的学校招收研究生过多，指导力量和试验条件不足， 只能寻求最容易作的题目和途径对付答辩；有的人为了职称和毕业而追求论文的数量，稀释、克隆在所难免；有的学校缺少研究的基础和设备，研究工具只有书桌、书本和计算器（机），就只能在土力学教材中找课题；也有人只重视建立模型或者编制（改造）程序，而采用假设参数，或者寻找国内外其他人的试验资料确定参数和进行验证。
“岩土人应更多地接触和理解工程问题，在实践中确定课题。”李广信认为，由于土的力学性质的复杂性、土层分布的随机性、土工问题中条件的多变性，因此土力学是一门充满了感性的学科。解决土工问题最基本的手段是试验、测试和经验的积累，是基本理论概念与工程实践的结合。
李广信指出，在土力学的研究中，在人才培养中，试验及测试工作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试验和观测是认识和揭示土的力学规律与机理的基本途径，是理论模型和数值计算中参数的确定的重要手段，是检验与验证模型和计算结果的唯一标准，也是进行岩土工程反分析和信息化设计施工的基础。加强实训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工程实践，是当前的岩土教育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