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乱堆放的被褥，随处悬挂的衣物，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奇怪的味道……推开北京某高校一间研究生宿舍的门，记者看到一个绝对真实的男生宿舍。

 

如果将这里称之为“学术重镇”，也许很多人会哑然失笑，但事实是，住在这里的几位研究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写出了十来本关于某一研究领域的著作及教材———搭建起了某一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而这些书的作者无一例外地挂上了他们导师的名字。

 

对于上述重大“理论建树”，此系列学术著作的幕后作者之一、研究生王恽说：“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所以容易出成果。”

 

 

王恽和他的室友们所写的书的学术质量究竟如何呢？

 

和王恽同校的一位研究生为了帮自己导师写一本相关领域的书，曾研读过王恽系列作品中的一部。他告诉记者：“那天晚上我越翻越觉得似曾相识，立刻跑到图书馆查阅，结果发现，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书有不少雷同之处，好几个地方整整半页都是完全一样的，既没有引号也没有注释。”

 

这位研究生给记者下了一个结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研究生、博士生来说，替老师写书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导师接到一个课题后，往往会先列出一份提纲，划分好章节，而后分配到所带的学生手中，并规定交稿时间。

 

“我们写的书大都是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课题或项目，有经费支撑的，因为导师名气大才能拿到这些项目。”王恽说，对于学生来说，替导师写书是一件不错的“活儿”：首先，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具体数目视“项目经费以及导师人品而定”；其次，自己能够获得学术成果，有时导师会把学生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后面，有时导师会在前言中注明某一章节是由谁来执笔的，最差的也能在后记中写上，“感谢自己的学生某某为此书作出了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张红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生参与课题进行锻炼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它和学术腐败不应该有直接的关系，更不应该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借口。

 

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赵戈是一名新闻学硕士，他向记者感叹，学术不端“就像演艺界的潜规则一样无处不在”。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延东博士曾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之托，主持过一项有关博士毕业生学习和就业情况的大型实证研究。“从调查结果看，目前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影响已呈蔓延之势，受访的接近两千名博士毕业生中，一半以上的人表示听说过自己周围的老师或同学有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赵延东告诉记者，“虽然这一比例并不代表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实际比例，但却说明，学术不端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赵延东的调查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39%的博士生认为学术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谅’”。

 

“博士生对周围学术不端行为的感知和认识是影响他们对学术不端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博士生越是感觉周边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比较普遍，就越可能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同情和原谅的态度。”赵延东对记者说，“这一结果有力地说明，学术不端行为不仅会败坏学术风气，还会对新一代研究者产生一种极恶劣的‘示范’效应。那些在充斥着这种不良风气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学子们，很容易受到学术不端行为的引导，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即使那些已经掌握学术规范、形成正确科学价值观念的人，也很容易被‘拉下水’，逐步认同学术不端行为。”

 

王恽的话似乎印证了赵延东的分析。他说，“这不能算抄，我也付出了劳动，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更何况，“很多书都是这么写的”。

 

在采访中，也有研究生向记者表达了对于学术不端的痛恨。

 

“无论如何，学术造假都是不能原谅的。学术研究允许失败，但绝不能造假，因为这是一个研究者的底线。”张红伟说。

 

 

“学术不端长期处于风口浪尖，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校以行政手段配置学术资源评价学术研究，学术不能独立，自然也难以洁身自好。”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熊丙奇告诉记者，高校在评价教授的学术成果时，往往片面地追求一些外部指标，比如发表论文的数量，参与课题的数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老师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拉课题接项目炮制论文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和更高的“学术地位”，而真正应该被重视的学术研究质量则被扔在一边。这使得许多学术研究陷入了“闭循环”的路径之中。熊丙奇给记者列举了三种情况：

 

一是“基金、著作、基金”的闭循环。研究者申请基金，利用基金买书号，出版‘著作’，再以‘著作’去申请新基金。这种著作一般只有两人看———编辑和作者。

 

二是“课题、论文、课题”的闭循环。学者申请课题，然后炮制各种论文、报告，紧接着公关在各类期刊发表，用论文去结题，再以论文去申请新课题。对于越来越多的论文，学界自身的评论是，90%以上是垃圾。

 

三是“成果、获奖、成果”的闭循环。在以上两个闭循环中，还嵌入另一个环节，研究者(或机构)酝酿把论文、著作等汇聚成成果，申报各种政府奖项，以奖励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再以奖励去获得新的“成果”，获得新的奖励。

 

这样的学术活动路线图，足以令人“名利双收”。然而，在世界第一论文发表数、每年几百项科技大奖的繁荣表象下，学术的真实生态却趋向荒凉。“教师疲于应付考评、追逐名利，学术生命日益萎靡甚至被迫造假，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也是受害者。”熊丙奇说。

 

赵延东的调查还显示，越是有过实际工作经验和科研经验的博士生，越可能对不端行为持同情和原谅的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赵延东对此的分析是，“正是因为那些参加过科研活动的博士毕业生在实际的科研活动中，切身体会到了现行制度的各种不合理之处，才会对那些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者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觉得他们的行为也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赵延东的调查还表明，学校组织的科研道德课程教育对博士生有较明显的影响。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博士生获取科研道德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导师的言传身教’(66%)和‘自己看材料’(51%)等非制度化途径，从学校组织课程中获得相关知识的比重只有21%左右。”

 

“博士生是未来科研力量的主力军，如果他们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知识都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我们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会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严格遵守规范，自觉地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呢？”赵延东说。

 

 

在近期接二连三地爆出学术造假事件之后，教育部发出通知，要“严肃处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

 

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一致认为，这是教育部首次下发通知剑指学术不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时间检验。

 

熊丙奇认为，要真正做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必须回归学术常识。

 

在熊丙奇看来，学术常识之一是，学术论文的共同署名者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所谓“共同署名责任原则”。“在一些论文造假事件中，校方和院士均称对论文署名‘不知情’，实质上背离了这一基本学术常识。”

 

学术常识之二是，学术论文的评价不能看数量而要看论文本身的学术贡献，所谓“质量评价原则”。重视发表论文的数量、期刊档次，却不关注论文的质量、学术贡献，这是我国高校、科研机构普遍采取的数量指标评价体系。

 

学术常识之三是，学术不端处理调查必须公正、公开，所谓“独立调查原则”。“在‘独立调查原则’中，才有可能摆脱各种利益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左右，也才能真正严肃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熊丙奇说。

 

“教育部的通知非常及时，但惩治属于事后追究责任，建立学术不端的预防机制同样重要。”赵延东认为。

 

有意思的是，很多在校硕博研究生认为，长期以来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在近年大范围曝光，与网络通讯手段的崛起密不可分。赵戈说：“很多学术不端行为都是在网上匿名举报后被揭开的。如果在现实中写信举报，可能根本没人理。所以，真正有效的学术不端预防机制呼唤更进一步的信息公开。”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时，赵戈曾经满怀学术理想，但真实的学术状况却令他感到失望，因此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沉痛：“如果作为知识之源创新之本的大学尚且造假，那我们该靠什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