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全国政协发言会上，邵鸿委员建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校长。他的发言引起了教育界别小组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称，教育部一直在给高校更多行政自主权，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有更多突破。但对于大学校长的任命，他称，这是中国现有体制的产物，不是教育部单方面可以改变的。(3月10日《京华时报》)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就连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高校的行政级别助长了大学的官场氛围。但是，落实到具体改革，却很难推进，其理由便是无法突破体制的羁绊。

 

其一，现行官本位社会环境之下，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普遍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地位不利。我国高校之所以在本世纪初，将部分高校升格为“副部级”，原因就是，在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无法拥有相应的地位，更别谈话语权，有关文件按行政级别发放，学校领导不够级别连看文件也难。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缺资源，既要“跑部钱进”，又要四处化缘，没有一定的级别，谁理你？

 

其二，取消高校级别，对大学“人才”的进步与交流不利。近年来，厅局级官员可以到副部长级高校担任书记、校长，高校的校长、副校长也可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充分”体现了级别的优势，如若没有级别，这样的人才交流和发展，就很难。至于目前不少副部级高校内五六百之众的处级干部、上千的科级干部，取消行政级别，他们又在哪里找到认同感？

 

因此在笔者看来，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从大学自身发展，来设计大学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其次，必须配套相应的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按审批通过的预算，向大学拨款，让大学的拨款不受政府部门制约，使高校不需要所谓级别照样可以获得办学资源；增强教授搞教育、做学术本身的价值感，而不是在“级别”中寻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