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能物理界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潘诺夫斯基教授是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和平推动者。他与我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也是中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的共同推动者。因此，对他不平凡的一生，略有所知。

 

 

潘是犹太人，1919年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中产、富于学术气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史学家，在1932年至1933年，曾任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后来他任教的德国汉堡大学被纳粹所迫将他解雇，他只好在1934年携家移民美国。移民后潘在15岁进入他父亲任职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38年毕业，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

 

在这里他受教于I.Bowen,H.Bateman,W.Smythe, C.Lauritsen,R.Millikan等一些著名教授，而最后师从光学教授J.DuMond做毕业论文，并在1942年得到博士学位，入籍美国并与Dumond教授的女儿Adele结婚。

 

二战期间，潘像许多美国科学家一样，参加了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工作。战后应在Berkley大学工作的L.Alvarez教授之约，共同在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研制一个能量为32兆电子伏的直线加速器。那时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还没有分家，潘对微波、核技术、加速器等还是门外汉，但是他很感兴趣，便接受了加州大学的聘任。工作几年之后，于1946年被任为助理教授。其间，潘与Melba Phillips合作编著了名为《经典电磁学》一书。此书是很成功的，出版后被译为俄文、印文、意文和日文。此后，为了研究有关大量中子的设备，他又参与了Alvarez和Lawrence主持的MTA (Material Testing Accelerator)的建造工作，这是为了补足核原料短缺时加速氘核的直线加速器。

 

那时正值美国反动的McCarthy时代的开始，大学要求“忠诚宣誓”，说明你不是共产党员学校才能聘用。此事在当时学术界曾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很多教授辞职以示抗议，潘也考虑离开。此时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主任L. Schiff和F. Bloch教授动员他到斯坦福参与正在拟建的1Gev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此加速器在1955年达到630Mev)的工作,而斯坦福因是私立学校，并不要求雇员“忠诚宣誓”，所以他便在1951年夏接受了这个新的职位。

 

他参加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实验室工作时，我是那里的研究生，因此对当时情形有所了解。那时他初到实验室，大家不免注意观察他的作为。我记得他经常深入一线，常常拉着吊车，安排防护用的水泥块。在忙碌的工作中，有人问他实验室一个电子学仪器工作失灵的问题，潘说你只要把某个电阻阻值换一下就行了，那人试了果然马上见效。由于这种踏实的联系实际的作风，他很快就在实验室里建立了威信，受到大家的爱戴，成功地成为物理学家和加速器专家的桥梁。他到斯坦福后的优秀表现，也使他成为后来兴建SLAC的工程负责人。

 

潘对科学发展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SLAC (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建造。这个3.2公里长的直线加速器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高能电子加速器。机器的最初倡议者们是1956年在潘的家里举行聚会的。将它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关系确定为“学术联合 行政分离”。关于选址的问题，最初争议颇多，现在看来，尽管加州地震很多，但并不能说明它将影响加速器的运行。在1989年的加州地震中，3.2公里长的加速器毫未受损，震后马上能够开机，这使很多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因为地震问题是最初有人反对SLAC的理由。SLAC建造之初，在政府的批准和科学界的讨论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支特，也有的反对，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是表态支持的。后来从科研成就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都说明它的建造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1962年7月，SLAC的建造正式启动，而于1967年按计划不超支地顺利建成，性能指标超过了原来的设想。能量为20 Gev的原设计指标很容易地被突破了，但是提高电流却迂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就是束流脉冲后沿随着束流强度的增加而消失，这个现象在物理上名为“束流崩溃”效应，它实际上限制了流强的增加。潘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对流强的提高是十分关键的贡献。

 

 

由于高能物理研究的纯科学性与国防科技较有距离，潘很快就成为美苏国际科技交流的积极分子。1956年，潘参加了一个由14名物理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了那里一些加速器装置。这是美苏科技界间的第一次交流。他特别注意到Budker研究所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研究装置多有新意，而其他研究所的装置则多是西方实验室的仿制。

 

我国与美国在高能物理加速器的联系应该说潘是开拓者。他最初在1979年第一次访华时，在北京饭店作了介绍有关SLAC的报告，随着我国有关高能加速器研制规划的发展，他的访向次数也逐渐增加。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北京大学于1987年授予他荣誉博士；2001年，中国科技部授予他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2002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称号。

 

在我国兴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展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潘起了关键的作用。首先在他第一次访华时，就向我国科学界介绍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对撞机的情况，不但直接点明这是我国发展高能实验物理应走的方向,并与高能物理研究所人员在北京饭店进行座谈，在后来我国兴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他更是以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几乎每年都来。我记得有一次因气流问题飞机迟到，等美方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安顿好之后，已是午夜。我当时提出第二天的会议推迟一小时举行，代表们可以多休息一下，但潘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工作是第一位的，睡觉是第二位的。”为了我国高能物理和国际限制核试事业，从1979年到2004年，已届高龄的潘前后来我国达13次之多。对我国高能事业如此热心，实是令人感动。

 

 

除了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外，潘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由于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同时直线加速器项目又与国防无直接联系，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意见和国际上的武器控制的活动也逐渐增多。

 

在发展氢弹的争议中，他常被咨询的问题是如何侦测外空核爆炸和核武器被运到美国的问题。在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朝野震动很大，美国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1958年潘任该会主席，任务是对外空核爆的侦测。

 

肯尼迪总统对载人登月很感兴趣，他原来提出这一项目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则表示不能把登月说成是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后总统只好将登月目的改为“为了证明美国技术的优越性”。据我所知，潘这种坚持原则的作风，是贯彻在他一生言行中的。

 

 

《科学时报》 (2009-3-12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