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我同莲勋到何先生家拜年时，翻看客厅茶几上放着的一本书，里面有她参加一个会议的照片。何先生说她挺喜欢这张照片，但是记不得是什么时间拍的。我告诉何先生，这是1978年9月她在第一次高空气球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照片。何先生有些奇怪：“哦，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其实，我对时间的记忆能力是很差的。“文革”中被责令写交待，仅仅几个月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日期。但是，30年前的这次会议我却记忆犹新。那时候，“文革”才刚结束，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联络大气所、空间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想通过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推动空间天文和其他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会议在高能所主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当天，科学院的一位领导也来高能所视察，行经二楼走廊，看到这间会议室门口张贴的“中国科学院高空气球工作会议”的小条，很生气，厉声斥责高能所领导：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确保高能加速器建设任务，还要搞什么气球？也许那位院领导并不知道何泽慧先生也在会并且在热情洋溢地讲话。

 

1979年，宇宙线室天体组贾恩凯被公安部门以“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为由抓走了。贾是气球系统建设的一个主要骨干，正直、热情、能干，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是一个难得的青年人才。“文革”这几年，我在云南高山站，深知由党政军内矛盾引致两派群众斗争的严酷及后遗问题的复杂。当时贾只是云南的一个中学生，在党和领袖的鼓动下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运动。在我们国家，在一个长时期中，毁掉一个人何等容易，而挽救一个人又何等艰难。按惯例，被捕者要被单位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天体组企图营救他的一批年轻人自己也处境困难。在这个时候，何先生找到所政工部门，要求他们爱护科研人员，明确地申明她要保这些青年人，包括贾恩凯（三年后，贾被无罪释放）。

 

这就是何泽慧先生的风格。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年轻人已很难体会当年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能力。1807年，黑格尔写了一篇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论证抽象地思维就是幼稚地思维。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女士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强壮、英俊的人。大众会斥责这种说法骇人听闻：什么？凶手英俊？你们肯定比凶手好不了多少！经历了百年衰落和屈辱，中国在1949年终于走上复兴的道路；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群众（包括知识分子）依照领袖、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给事物的政治标签“抽象思维”，成为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潮流。而何泽慧先生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她禀承报效祖国、追求真理的初衷，热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学科，挺身保护困境中的科研人员，如此地自然而然，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在何先生那里，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她崇尚原创，心仪“捆绑式实验”，珍视第一手的原始数据，而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作用；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半个多世纪，潮涨潮落，中国的社会和科学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其中求实和原创精神的失落也开始被注意到。在反思中，一位人文学者说过：“有人说，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在有幸受到何先生教诲的30多年中，我的脑中也多次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何泽慧！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时报》 (2009-3-5 A2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