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调研与制定，这个教育规划也必然是两会的热门话题。此前，中央曾提出教育要达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根据我国教育领域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您认为，这个目标能否在近期实现？

 

王炳照：当我听到中央提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伟大目标时，最初的感受是振奋与激动。半年多来，我密切关注规划调研与实施的进程后，对这个目标的实现，开始有了一些担忧。

 

从教育学上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播人类文化，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衡量一种教育体系的好坏，除了公正公平的原则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的人才要能最好地服务于社会。教育的适应性——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这是我国几代教育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思考和奋斗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回顾我国教育的历史，1862年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新式学堂，引入西方现代教育，而当时的社会不具备这些人才发挥作用的条件，第一批毕业生就面临着在人才奇缺的旧中国学无所用的尴尬局面。人才在特定的社会中是否能发挥作用的问题，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直到1927年，当新式教育渗透到农村与私塾教育并存时，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新式教育在农村的适应性问题。他指出，农民不愿意跟洋先生读书，因为洋先生讲的都是城里的事，和他们距离太远，私塾先生教给他们的知识更有用，他们更愿意跟着私塾先生学认字、打算盘、写春联。

 

《科学时报》：从1862年开办新式教育，到1927年新式教育渗透到农村，再到2009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中间间隔了140多年的时间。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历史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它们是否会在未来影响我国教育的进程？

 

王炳照：目前，从教育部梳理出的公众对教育规划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教育问题依然排在首位。到2000年，我国花了5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普九”任务。农村教育60年来一直就是我国教育领域的“软肋”，而且它很难像人们希望和提出的那样，通过办学条件、办学水平的改善，从此稳步前进。

 

因为如果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仅来之不易的“普九”成果可能会回潮，更严峻的是，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的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仍占70%左右。而现代教育是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教育，与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较大。于是，在农村有前途的学生可能会被家庭不遗余力地培养成才，目的是送出农村、进入城市，最终服务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些最优秀人才的离去，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而大多数人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在农村生活中逐渐淡忘了所学的“城市知识”，因此对农村大多数人来说，受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严重不足。

 

我在一个县考察教育时，该县一位主管教育的官员道出了苦衷：“国家说科教兴国，省里说科教兴省，我们也跟着说科教兴县。而实际情况是，办教育不仅没能兴县，反而加剧了全县人的负担。我们县花了15年的时间，举全县之力，打造出了高考升学率达到42%的县一中。然而，我们用全县父老的血汗送出去的大学生们，却没有一个回来帮我们兴县的。”

 

知识体系与农村生活的脱节，是教育界长期苦思而没能解决的问题。从教育规划进行到目前的情形看，这个问题没有被涉及，这是我对这个规划有些担心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梳理出的公众意见看，在这4个大方向、20个问题中，我认为，目前的重中之重除了农村教育问题外，职业教育也是亟待解决的。

 

我国目前依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培养掌握职业技能的人才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应该是发展教育的重要任务。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段兴旺发展。当时，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是很好的，但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接连受到两次冲击：第一次是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导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困难；接下来是大学扩招，使得原来没有希望上大学的学生，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于是处境原本艰难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又大批改为普通高中，使得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严重滑坡。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布局严重不均衡，高等职业教育比中等职业教育优先发展，又没有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达不到高等职教的要求。因此，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目前发展的职业教育道路，是教育适应性探索的另一个重点方向；从教育领域来说，也是探索培养能最好服务于社会需求的人才、体现教育功能的重要问题；从社会层面说，则是解决就业等问题的途径之一。

 

《科学时报》：这虽然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但以往还出台过类似的规划性文件，实施情况如何？以您的观察，此次规划的制定过程，是否充分反映了科学性的原则？

 

王炳照：尽管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出面组织的教育中长期规划，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部先后搞过两次全国性振兴教育的行动计划。这两次计划在“普九”上成功发挥了作用，而涉及其他目标的部分，却需要认真总结，有个明确的交待。

 

目前，在教育界，教育资源的概念还没有明确定义，我国教育资源的真实状况也没有人能真实了解。从每年教育部出的年鉴上看，尽管对当年的师资力量、入学毕业人数、教学条件等都有统计数字，但仅仅依靠这些数字，很难掌握教育的真实状况。这些报表式的统计数字，对我们这些专业搞教育的人是有意义的；但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其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真实情况，更难有人说得清。而目前从事规划制定和研究的，又大多是一些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对教育一线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理论与实践有些脱节，这将会影响规划的科学性。

 

我认为，在规划制定前，至少应该有一次全国性的教育普查。建国60年来，我们进行过工业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人口普查等，但从没有进行过一次教育普查。在教育家底不清的情况下，出台教育中长期规划，这是我对它的前景有些担心的又一个原因。

 

在教育部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县领导曾坦率地公开，他是如何在教育部门达标验收中达到合格标准的。他说，他在拿到验收时间表后，准备了几辆卡车，将仅有的教学设备事先运到下一个检查点，在验收结束后，再装车往下一站运送。

 

像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教育界内外都有所耳闻，而中间到底有多少水分，却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在这种情形下出台的教育中长期规划，能否充分反映教育实际，令人心存疑虑。

 

我认为，要成功制定这样一个长期规划，在摸清家底之后，还要对关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要组织多层面的讨论。由于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参与者不应该局限于教育界，还要充分了解教育问题在社会各领域不同的体现、社会各领域对教育的不同看法，才能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

 

 

《科学时报》 (2009-3-5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