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槃，福建省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现任航天两大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航天高级技术顾问梁守槃今年已经90多岁了。多少年来，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令人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而是犹如一条万曲千折流淌不息的河，不仅永远充满活力，而且还会说话，讲述一个又一个充满自信、创造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中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却只去过一次西北发射场
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和以后多次的导弹发射试验，都是在大西北的一个发射试验场进行的。按说，那应是曾担任我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的梁守槃常去的地方，但40多年过去后，梁老屈指算了一下，却只去过一次。
1956年，当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得知中国要搞导弹时，毫不保留地说：“军事工程学院的科技专家都可以给，调哪个给哪个。”不久，担任教授会主任的梁守槃踏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北京对他并不陌生，那是他生长的地方。然而，到1956年进京时，他已经与故乡阔别20年了。
1933年，梁守槃考入清华大学航空专业，自己选定的座右铭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在这个座右铭警示下，他埋头苦学四年，以优异的成绩在1937年毕业。接着又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航空委员会担任了绘图员职务。这是一份很称心的工作。但不久，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的铁蹄和在天上恣肆狂轰滥炸的飞机，使梁守槃在绘图桌前再也坐不住了。“中国的被动挨打，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要航空救国。”一个造出自己的飞机、使祖国强大起来的想法陡然在梁守槃的心头萌起。
1938年，梁守槃辞别父母，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海船。一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40年，他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1942年，他辞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职务，到国民党空军在贵州大定办的航空发动机厂，担任了设计课长职务，想在航空制造上能有一番作为。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与全课人员历尽艰辛，共同设计了一种飞机发动机。设计完成后，他们将设计方案呈送给主管部门，请求批准试制。不久，批复回来了：你们设计的发动机能保证比美国的强吗？不能保证，还不如买美国的。
一瓢冷水当头泼来，把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无数艰辛全冲到了爪哇国。此路不通，但梁守槃航空救国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不让我搞制造，我就培养人，中国早晚会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梁守槃重返大学，到浙江大学担任了航空系教授。
圆梦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梁守槃终于在不惑之年等到了圆梦的机遇。当这种机遇到来时，梁守槃义无反顾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并把全部的才智、学识和后半生的精力，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机遇。这个机遇就是中国也要搞航天。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钓鱼台西侧的一个疗养院里，当代中国的航天卷在那里落墨。10个研究室建立，梁守槃任发动机室主任。
1957年底，两枚带有神密色彩的P-2导弹，被摆到了带有惊羡眼神的中国航天人面前，仿制成了中国航天初创时的中心工作。身负总设计师之责的梁守槃，深知先进技术来之不易。他认为，仿制过程意义重大，必须一丝不苟。但在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中，他又深深地感到，不动脑筋的全盘照搬，不仅学不到真技术，还会被人牵住鼻子，甚至被卡住脖子。
有了这种认识，他除了要求设计人员按图纸资料消化技术外，还向他们提出了“反设计”要求：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将自己设计的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以此验证理论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所有关键环节都与引进的技术资料一致，就证明了设计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有相差较大的地方，就表明所用的理论公式有欠缺之处，需要改进，以求符合实际。这样，在完成仿制任务后，就可以有信心独立自主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
这种认识，时间不长便收到了效果，当外国专家撤走，所有援助断绝时，并没有阻住中国航天人前进的脚步。
不仅如此，在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中，梁守槃还坚持自己的技术见解，用真理指导技术实践。导弹上的环形气瓶，使用的是一种冷轧钢，当时我国还没有这种钢材，外国专家坚持要进口他们国家生产的。梁守槃在分析工艺资料时发现，在环形气瓶成型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冷轧钢一经回火，实际上就变成了热轧钢，而这种热轧钢，国内有，完全不用进口。梁守槃向外国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外国专家虽然不太情愿，可又找不出任何理由驳回这个意见。
在反设计中，梁守槃看到导弹样弹的气动外形是静稳定的。按照这个理论，导弹尺寸加大后，尾翼也相应地要做得很大。经过动平衡分析后，梁守槃认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尾翼，只要调节控制系统的传动比，就可以实现动态稳定。他向外国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外国专家也点了头。这个技术被应用到了导弹设计中。
1960年，导弹仿制完成。在确定导弹发射使用何种燃料时，导弹的发射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液氧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要用他们的，可他们又迟迟不供应。梁守槃不言不语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在一遍遍地计算和查找资料分析对比后，他十分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国的液氧不行”，是有人对原资料理解有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而出现了1000倍的差别。况且，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是不可能集中到一点同时氧化的。
这年的8月12日，外国专家撤走，梁守槃的意见被采纳。一个月后，使用国产液氧为推进剂的P-2仿制导弹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在庆祝酒会上兴奋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然而，在那次发射中，人们并没有看到梁守槃。梁守槃曾留学美国，父母、弟、妹也在美国没回来，直接参与并负责导弹设计，行吗？在这种疑问下，他被调离导弹研制岗位，如果没有聂荣臻元帅“不应把他排除在外”的话，也许他就永远告别了航天。聂帅这句话决定了他留在航天，当然，不能再直接搞导弹。他被调到了发动机过程研究所。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见不到他的原因。
第一种岸舰导弹问世 大海边上曾历经磨难
1961年，国防部五院三分院成立，后又转为七机部三院。此时，政治气候有所回暖，梁守槃被任命为三院副院长，负责发动机研究、空气动力试验和全弹试车工作。七机部成立后，按型号分院，三院被定为专攻海防导弹。当时的目标是把舰对舰导弹转为地对舰导弹。用当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话说，就是研制出的导弹能封锁渤海湾。
目标有了，在任务由谁来完成时，出现了分歧。当时，我国成熟的导弹是仿制的“上游”一号导弹。海防导弹是要在这种导弹的基础上加大射程。要封锁渤海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岸的两边发射导弹，导弹射程只要能达到几十公里就可以实现目标；而另一种是从一边发射导弹，射程要覆盖海湾宽度。兄弟单位的一个厂坚持要搞几十公里的，而三院认为射程大的更有利于作战——只要有一边的阵地存在，就可以封锁渤海湾，更重要的是还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两个研制单位都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两种意见又相持不下，决策者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马，展开竞赛。谁先搞出来，谁的好，就用谁的。兄弟厂研制的代号为“海鹰一号”，三院研制的为“海鹰二号”。
1966年12月，四发“海鹰一号”被运到海边，前两发打出去没了踪影，人们以为是天气太冷，雷达工作受到影响。到了春暖花开的5月，又打了一发，还是不行。
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的总结会，梁守槃也去参加了。在总结中梁守槃分析认为问题不在导弹本体上，而是在发射环节上。此后不久，“海鹰二号”与“海鹰一号”共赴靶场，在现场，他围着发射架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回到住处，拿起笔算了起来。根据计算结果，他让工人师傅用钢锯把导弹架的导轨锯去了1.2米。有人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梁守槃说：试一下不就行了吗？弹上架，瞄准目标，居然成了。
原来，这个导弹发射架是参照国外的一个发射架设计的，总长为5米，导弹在发射时，头部应向上翘起，但因发射架过长，导弹发射离轨时头部上翘，尾部下沉，导弹本体在一种力的作用下，剧烈地震动起来，里面的部件便像瓶里没有装满的水一样，在剧烈震动下，制导组件与弹体碰撞而损坏，导弹发射出去后，自然便不能跟踪目标，沿直线飞行了。
后来，“海鹰二号”用那个锯后的发射架发射，连着几发都成功了。梁守槃说，那时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还是按照仿制的办法，照本宣科地搞设计，加上缺乏工程经验，出问题、走弯路是自然的。他觉得应该感谢“海鹰一号”的研制者们，正是他们的失利，才为“海鹰二号”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当然，人们对他不分彼此的解决问题的精神，也表示出了由衷的敬佩。
其实，梁守槃这种只问成果，不计其它的作风，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他认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其他什么家，关键是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怎么样做好自己的事情，怎么样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他认为引进是好事，但引进不是目标，而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把先进的技术与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他特别推崇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应该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奖章，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给中国人逼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
问梁守槃搞航天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他说是有一个低空超音速导弹研制成了，因种种原因未装备部队。而且还有一种与苏联的“蚊子”导弹性能相当的导弹，在取得初步成功时被勒令下马。问他最感欣慰的事是什么？他说是自己亲自参加了中国航天的初创，并在艰难曲折中使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为国防现代化做了一点贡献。还有建国50年阅兵式上看到了更先进的导弹通过天安门。那是后来人的功绩，应该感谢他们推动了中国航天前进的车轮。
钓鱼台里领科技奖 夫人为他别上鲜花
中国航天有“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绿）、梁（守槃）。1994年，四老在北京钓鱼台芳菲园，共同领取了李鹏总理为他们颁发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那一天，芳菲园里的气氛很欢快，轻音慢曲中，梁守槃的夫人傅鹤小心翼翼地将一束鲜花，别到梁守槃的胸前。平时，老人的穿着是再随便不过了，夏天是灰的确良褂子，冬天是灰的卡中山装，脚下除了布鞋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但那一天他穿得很精神，西服革履，在老伴眼里，除了结婚时这么精神过，还真没见过几次这样的打扮。
梁守槃与夫人是在昆明认识的。虽然此前两人都是北京人，但从未谋过面。要说有媒人的话，这个媒人应是日本人。40年代初，傅鹤在北京著名的贝满女子中学当教师。日本人进北京后，她因一个学生有反日倾向而受到株连，不得不告别北京躲避到天津，后又辗转到上海、昆明。在昆明，与正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的梁守槃相识并相爱，结成终身伴侣。
梁守槃回忆说，那时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长跑外，便是打桥牌了。刚好他的夫人也爱打桥牌，在航空发动机厂时，他与夫人结对参加厂里的桥牌赛，居然拿了冠军。
在“求是”杰出科学家颁奖仪式上，梁守槃还见到一个老相识，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是和夫人杜致礼一道特意回国参加颁奖仪式的。
这一次见面，他们谁也没想到会在中国最顶级的国宾馆，在那么隆重的仪式上。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杨振宁走到航天四老跟前说，大家合个影。在合影后，梁守槃没忘了又和夫人合了一张影。然后他们相扶着走回休息室，那里备下了茶水和花生、瓜子。梁守槃剥了两粒花生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起来，嚼得很细，看上去很香，还透着十足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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