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复读一年。”一年了，在北京的工作刚稳定下来的柳斌谈起高考时，情绪还是很激动，颇有点“一失足成十年恨”的味道。据柳斌回忆，8年前他在山西参加高考时，由于感觉自己的数学考得不是很理想，估分填报志愿时就选了一个偏冷门的工科专业，而且选的是省内的一所大学。

 

“考上了才发现，其实我的考分比录取线还高十几分，可以选好一点的专业。”然而，在大学转专业很难，柳斌只好放弃，将目标锁定在考研上。4年以后，柳斌通过了考试面试等关卡，终于考到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读研，只不过专业基本上没有改变。又经过3年的时间，柳斌总算硕士毕业。“原想硕士毕业找工作没问题，谁知道北京的就业竞争太激烈，按我的专业，要到郊区县去工作才能勉强解决户口问题，可是工资又很低，每个月才给1600元。”后来他放弃了专业对口的想法，也放弃了解决户口的条件，才和一家做生物仪器贸易的企业签了合同，“工资不错，每月3500元，还有一些补助”。

 

对于为何一定要在北京工作的问题，柳斌表示，回老家也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加上自己的专业偏冷，难度就更大，还不如在北京打拼一番再说。

 

记者了解到，工科生中，类似柳斌这样不是抱着兴趣来学习的人有不少，实际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第一志愿落选后被调剂到一些招生不理想的工科专业的。

 

在重庆已经工作两年的小吴告诉记者，他就是调剂到机械方面的专业，毕业后也没有去工厂，而是靠自己的文笔和大学的“勤学苦练”进了一家媒体。

 

小吴认为，现在学工科感觉前途不大，在同学中，好几个人都选择了其他行业就业，考研的也都想跨专业，实在不行的，才勉强考本专业。“没办法，你看看现在的工作，累死累活不一定工资高，有的人就是专业热门，其实没多少事，工资没准高一倍。”

 

和小吴的想法一样，记者发现，就连一些教师也对就业市场的不公平感到愤慨。一位在职读博士的教师表示，与现在一些热门的管理、金融等专业的研究生比起来，工科生有两个明显的劣势：一是攻读学位不容易，尤其读到博士阶段，要想有所成就更难，而没有点独特的东西又很难拿到学位；二是就业面过窄，前期投入较大，后期收益不高，成为很多工科生头疼的事。

 

 

和东北某高校的调查结果很相似，即看就业市场如何，已经成为学生考研时选择专业的首要因素，其次才是这个学科的水平高低。调查表明，在博士招生中，该校近两年的报名人数在下降，约减少5％。

 

调查还发现，博士生的就业取向更加明显。因为到博士阶段，其就业的选择面变得更窄，选择余地相对缩小。在工科博士的招生中，偏冷门、就业前景暗淡的专业已经出现招不满的情况，甚至还有个别的博士生找到满意的单位后，干脆连学位都不要了。

 

对于工科硕士生源的质量，北京某高校的高教授表示，确实存在一些高分、能力较低的学生，特别是一些综合排名一般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从上大学就决心考一个知名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来改变自己的出身，尽管考试分数较高，但综合素质较差。

 

高教授招收研究生的面试经历中，就有390～410分的学生没有被录取，原因就是这样。

 

工科研究生生源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学生一方，学校的导向及管理模式也造成了工科研究生水平不一。

 

北京某著名工科高校的李教授表示，由于他的专业（核能与新能源方向）还挺热，加上学校名气大，所以生源质量还不错。但是，对于招生名额受限，李教授却很头疼，“有些教授，带点行政职务的，能多招几个，明显不公平”。加上学校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增加，研究生招生规模没有增加，使得李教授他们原来的一部分招生名额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名额更不足。

 

陕西某高校的校长周教授表示，从质量来说，也有相当数量的指导教师不具备指导研究生的资质，其自身没有读过研究生或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和实践，但为了追求教学工作量或名声而竭力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指导研究生的资格。此外，还有一些专业不具备培养研究生的基本条件。同时，社会上形成的盲目的重学位风潮，导致大量本来没有任何必要攻读学位的人员凭借权力或资源挤入攻读学位的群体，进一步加重了研究生整体水平的下滑。

 

就自身指导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周教授表示，他从事的领域属于标准的艰苦行业，由于肩负行政工作，时间有限，所以他招收的研究生数量非常有限，硕士生加博士生从来没有超过5名（平均每年不到一名）。硕士生多数没有完成本科阶段本应掌握的知识，因此在硕士学习阶段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弥补本科阶段学业上。

 

周教授分析，像地、矿、油这些学科（其他工科也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科生就开始萎缩，研究生生源不足，报考研究生其实没有什么竞争，招收到的研究生质量普遍较低（工科或理科的扩招是很困难的，这些年来扩招主要出现在文科，这与办学成本低相关）。就他身边的情况看，这种趋势还在加重。原因在于就业市场机制下的自我调节，但通过这种渠道进入研究生学习所出现的专业欠缺就非常严重了。“这种调节的成本太昂贵了，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招生模式亟待改变。”

 

周教授表示，要考虑制度组织是否合理，必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形成。从制度方面讲，新中国成立后到1981年这段时间没有学位之说，也就是说，培养的研究生没有学位，只有学历，毕业也进行答辩等工作，所以当时的研究生采用的基本都是三年制。客观讲，这类研究生由于招收得很少，且一般都有一定的基础，跟的导师多数造诣很高，所以培养水平还是不低的，他们理应介于博士和硕士之间。

 

之后开始推行研究生学位制。但国内的培养模式没有按照国际上形成的惯例进行，而是仓促地、简单地把原有的三年制研究生定性为硕士，进而推行在三年制硕士培养基础上考取博士研究生，再用三年读取博士学位。这一举措就这么持续到今天。

 

周教授说，按照国际惯例，硕士和博士培养应该是两个并行的机制。一般讲，培养硕士主要是授课型的，学科主要涉及的是应用性学科。从本科毕业生中招收的学生进行一年或稍多点时间的学习并撰写论文，通过后授予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绝大多数的走向是就业。而研究性的硕士研究生招收得极少，培养时间稍长，有两年甚至再长点。

 

国际上名牌大学招收的博士生（包括从我国招收的）大多是从本科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称为预读博，第一年学业完成后进行考试和答辩，通过者正式读博，未通过者再进行一段时间学习，授予硕士学位。而在我国，无论任何学科都设置硕士培养点，基本上把完成硕士学业作为读博的基本条件。这就导致硕士和博士成为线性的阶梯状制度。在时间上造成极大的浪费，从培养方向上竭力向理论靠拢，应用能力很低。此外，国际上普遍把培养硕士作为进入工作状态的一个提高，特别强调其应用性；而把培养博士作为培养特别专业的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一种途径。

 

最后，周教授强调，不首先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就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

 

李教授则表示，从制度上来说，中国培养研究生的严进宽出政策确实有违国际惯例，而且，现在已经形成风气，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制度上考虑。否则，即便有学费优惠等一些具体的激励措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