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在高等教育界,有时理论研究先行,有时实践者先行,双方都在作着各自的努力。不过,人们还是关心理念如何影响实践,理念是否能被实践者认可,在没有成功案例可援的情况下,实践者又会走何种道路?这些疑问在5月23日大连大学召开的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制度创新研讨会上作了一定程度的交流。此次研讨会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大连大学共办,主要发言人包括大连大学党委书记赵亚平、学者杨东平、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东北师范大学学科办主任高宗泽。
应更切合学生实际
杨东平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制度是整个教育发展改革的新坐标”。至于现在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他说,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现在所谈的大学文化及大学制度和前几年不一样。
今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部制改革,杨东平说,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本来大学的制度某种程度应该是走在社会之前,现在国务院机关都进行了改革,为什么大学不能进行相应的改革?杨东平非常认同前一段武汉大学提出的将学校的管理部门进行“大部制”改革。
对现行一些制度,杨东平提出了质疑。现在高校都提出以学生为本,但说起来容易却没有真正落实,怎么样才是以学生为主,学校里的机构、资源、配置等本科生占多大的比重?杨东平以转专业为例,学生在高中毕业时选择专业是非常模糊的,对专业没有充分了解,许多学生进入大学后却不能完全自由地换专业,更不用说自由转学校了。“在学校方面应该给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选择。注重创新人才,制度不创新,那也是南辕北辙的。”杨东平说。
熊丙奇的观点与杨东平极为相似,熊丙奇主要从大学文化来谈。他观察到,近些年有关大学文化建设的报告不少,但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空谈的多,针对性的很少。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谈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做?随后落到实效的非常少,而且每次都是在重复同样的理念。
其次,谈历史的多,现实的少。有历史的学校多是谈建校之初二三十年的情况,或者介绍西南联大成为一流大学的原因。熊丙奇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不谈今天的北大、清华,今天所有的学校为什么不能成就一流?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现实的反思。
另外,大部分学校的大学文化研讨都集中在行政部门,行政部门中参与的人比较多,真正的教师、学生参与人数比较少。熊丙奇认为“离开了教师和学生来谈我们大学的文化是荒谬的”。因为一所大学的核心和主体必须是以人为本,离开教师队伍的建设,离开了学生成为一流成功的人,是无法真正建设大学文化的,以上两点才是建设大学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熊丙奇还谈到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每年招生咨询时,各大学都准备了学生资料,有的比较详细,有的只有一二页打印纸。不论哪种,国内高校都以几元的价钱卖给考生,可香港的大学的资料从来不收费。胡建波说,作为一家民办院校,为了吸引生源,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收资料费的,相反他们会感到资料送到越多考生手里越好,其原因不言自喻,而国内高校在以学生为本上做得如何也可见一斑。
向培训机构学习
就像对于大学文化是建设还是培育存在质疑一样,在谈到大学文化如何建设的具体措施时,熊丙奇仍是以其惯有的批评方式提出自己观点。
他认为现在大学文化的破坏性建设,有如现代城市建设对城市传统文化的破坏,例如办学突出高大全、校园强调高楼和标志性建筑、教师与学生“分居”等。以教师与学生相处为例,美国的大学及香港的大学都有教授与本科生同吃同住,尤其是低年级本科生。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除此之外,熊丙奇认为,大学文化应突出“大学”特性,才能谈文化。而他所说的“大学”需要具有几方面内容,包括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识教育等。
从10年前创办培训学校开始,成为至今已拥有近2万在校生的民办院校,胡建波的想法更为具体。他介绍了平衡计分卡在高校战略管理中的应用,作为一种商业管理的经典模式,平衡计分卡在美国已成功运用到大学管理中,胡建波将其引入到他所在的西安欧亚学院的管理中。
作为一位民办高校的实践者,胡建波认为,大学文化与制度的出发点应具有可操作性。他从学校管理角度考虑,认为教授治校不是很现实,应该由董事会一起来办学,像校园经费安排、财务问题等是教授们解决不了的。对于通识教育,胡建波也认为通识教育与技能教育不能分,关键要有满足社会需求的教育。
胡建波还提出“向培训机构学习、向市场学习,用一条管理的理论和工具,其好处是大家有共同的平台和语境”。对此,他解释说,组织文化管理界是有一套定论的,不需要特别基础的哲学问题,高校运用组织文化的体系,结合自己在这个体系内找出自己的特点,然后用一系列的方式推行。“这样的话会事倍功半,大学经常一做事就做得复杂,先从哲学层面考量一下,说得宏大,但在操作层面上有点没办法,下不了手。”胡建波的观点突显了私立学校的办学理念。
胡建波还举了一个自己学校的例子。学校在进行学士学位评估前,让学校的几位教授先进行了评估,结果却达不到评估的效果。因此,胡建波认为教授在某些方面也需要“培训”。
对于胡建波的观点,熊丙奇认为中国大学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包括怎样办成董事会和理事会、校长负责制。不过,他们一致认为,大学不应该千篇一律,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历史选择自己的风格。
赵亚平进一步强调了大学文化建设包括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怎样把这些认识贯彻到每一个细小的方面、每一个类型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里面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任何认识,还有一个工作体系,才能保证。”